四重證據法求證昆侖神話歷史

葉舒憲

　　【學術爭鳴】

　　6月8日，《光明日報》刊發仝濤研究員文章，讓青海省瑪多縣扎陵湖畔的37字石刻，在沉睡多年之后，成為這個夏天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新聞之一。石刻文字，作為人文研究的第二重證據，究竟能為學界帶來怎樣的信息？自王國維1925年首創“二重證據法”以來，恐怕很少有比扎陵湖畔的五大夫翳采藥石刻更生動、更鮮活的案例了。

　　前不久，我隨青海社科院考察團實地考察石刻，考察團多數專家認為扎陵湖石刻偽造的可能性較小，為真的可能性較大。筆者對此持相對保留意見。即便多數專家的看法是對的，采藥石刻就是秦人五大夫翳刻寫的，就真能“實證”先秦及秦代所認識的昆侖在今日認定的黃河真源嗎？答案是：未必。而且我認為，石刻文字無論真偽，都足以驗證文學人類學在2009年首次提出的有關中國文化傳統認知的理論命題——神話中國。

6月25日，黃河正源之扎陵湖彩虹景色。葉舒憲攝/光明圖片

　　一百年前，現代學者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如果說“一重”“二重”證據皆為文字證據（即“書證”）的話，那么，“三重證據”“四重證據”都不是文字證據。“三重證據”特指活態傳承的民族民間文化現象，包括口傳與非遺；“四重證據”則指考古發現的遺址、文物和圖像。后者更近似于法庭審判時所看重的“物證”。

　　在“四重證據法”引導下，我參與了2013年開啟的“玉石之路”系列考察活動，至2024年7月的第17次考察，堅持12年，總行程約6萬公里，覆蓋西部各省區數百個縣。2014年第二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河西走廊道）時，我們曾撰文《昆侖與祁連——黃河重源之神話地理觀》（見《玉石之路踏查記》，甘肅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0-174頁），提示漢武帝欽定新疆南疆昆侖山之前，在先秦人意識中的昆侖是包括祁連山在內的西部產玉之山。

　　“河出昆侖”是華夏神話中最重要的地理觀，成為黃河流域居民的共同信念。黃河“重源說”有效地將青海積石山下的實際黃河與想象中在西域的昆侖山河源串聯起來，成為一個龐大的水系整體。羅布泊即古代的蒲昌海，被視為昆侖河水向東流注的產物，由此潛入地下成為暗流，這是先民基于沙漠戈壁地帶的水流經常干涸（成為無定河、禿尾河）的日常經驗，想象出來的黃河上游情況。

　　清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派遣侍衛阿必達前往青海尋找黃河真源，將河源由星宿海上溯到噶達素齊老峰。乾隆欽定的《河源紀略》一書，仍然維持舊說與新說的調和觀點，堅決不放棄“潛流地下”的神話想象景觀?？梢哉f，古代人生活在“河出昆侖”的虛擬現實中，將母親河理想化為“（天）帝之下都”——西王母大神掌握世間唯一的永生不死藥之圣地。

　　從知識產權的意義看，即便37字石刻中的“昆侖”二字辨識無誤，那也只能代表五大夫的個人觀點，而未必是源于先秦時代華夏人的普遍認識。因為古籍中體現的先秦人對昆侖的認識，綁定了三個必要的條件：西王母所在、河出昆侖、玉出昆岡（《戰國策》稱昆山之玉）。

宋刻本《山海經》。

　　黃河發源于青海三江源地區星宿海，這是現代科學地理學的發現，先秦時代的古人豈能提前預判？我在河源區的短暫停留期間，專門和地礦專家穆桂金研究員做過采樣和交流，尚未發現有透閃石玉料的存在（只采集到石英巖和大理石類）。河源區的具體地質環境，不利于透閃石玉的生成，而真正產玉的地點，則在扎陵湖以西五百多公里之外的格爾木地區，即東昆侖山野牛溝一帶。該玉礦是1992年才得到正式開發的，在此之前就連本地人也根本不知透閃石玉的存在，更不用說漢代前的中原人了。

　　黃河假源頭在新疆和田昆侖山，誤傳兩千年。但這乃是華夏傳統的“信仰之真”，對應著“神話中國”的命題。古人若有科學求實精神或科考行為，就不會容忍黃河“重源說”和地下潛流千里說的長久權威性。

　　對于扎陵湖石刻較為穩妥謹慎的命名法，筆者贊同王子今教授的意見，不宜直接用“昆侖石刻”或“采藥昆侖石刻”的措辭，而應依照慣例，稱為“扎陵湖石刻”（子今教授建議用“尕日唐石刻”，竊以為這小地名過于冷僻）。將青海的三江源地區視為昆侖，這很難說是先秦時代的地理觀。即便是真的，也只是一例孤證，還不足以顛覆傳統認識。此前沒有古人片言只語提及；此后也后無來者。直到一千多年后的元代和清代，才有官方派出的團隊到青海三江源地區探究黃河源頭的舉動。

　　依照文學人類學一派的觀點，篩選先秦時代的昆侖山，必須將是否出產優質玉石（透閃石，而不是蛇紋石或大理巖之類似玉美石）作為前提。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漢武帝為何讓先秦以來流傳已久的昆侖美名，指認到新疆于闐南山這座大山？據司馬遷《史記》記載，只有一個指標：“其山多玉石。”

　　《山海經》稱西王母所在的昆侖為“玉山”，《穆天子傳》則稱“群玉之山”。如此看，在張騫通西域的“鑿空”以前，有沒有其他出產玉石的西部大山呢？如果有，那才是遵循“物證優先”原則可以認定的原始昆侖山所在。

　　從西玉東輸歷史譜系表中可以看到，1.0版西玉東輸史代表的是“一重證據”，即傳世先秦古書中記錄的昆侖山產玉的舊知識，而且是戰國時代家喻戶曉的流行意識。而2.0至5.0版的新知識，則是“玉帛之路”系列考察依次得出的認識，尤其以2024年7月第17次考察所得出的認識更加具有啟示性——在新疆以外的河西地區找到類似和田玉籽料的弱水玉籽料實物標本。

　　華夏文明之昆侖觀的演化史，可簡化為三段論的交替出現過程：前二段的昆侖觀皆為神話歷史觀，唯有現代科學的自然地理昆侖觀，才是祛魅神話色彩之后的現實主義觀點。可惜它來得太晚，輩分上只能屈居“孫輩”。

　　“祖輩昆侖”：先秦至西漢的昆侖觀，想象中的河源與玉源，神話理想化的天國到人間的神圣中轉站，永生不死理想所寄托。三大標記：西王母所在，河源所處，美玉所出。

　　“父輩昆侖”：漢武帝欽定昆侖在新疆和田的昆侖山，自西漢武帝時代以來延續兩千年，直到現代科學地理學證明河源在青海才宣告失去合理性。

　　“孫輩昆侖”：現代的昆侖觀，黃河正源，在青海，卻尚未發現玉石礦源。

　　我們更傾向于2024年7月第17次玉帛之路（酒泉道）考察所得出的較新認識：原始昆侖，即先秦時代中原人盛傳的、作為黃河源頭并盛產美麗玉石的西部大山，應該包括西秦嶺到馬銜山玉礦，再到祁連山兩大已知玉礦（敦煌三危山旱峽和酒泉弱水）和肅北馬鬃山玉礦，這樣就基本上串聯起關中地區以西至新疆天山以東的全部大山脈。原始昆侖或稱“祖輩”昆侖幾乎相當于橫貫甘肅省全境的東西向山脈的總稱。在史前時代，能夠銜接起河西走廊與渭河流域的兩個用玉的文化“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如果當下關注扎陵湖畔采藥石刻的眾多學者中，能夠稍稍關注非常冷門的“四壩文化”研究，尤其是四壩文化之人就地取材的美玉生產和使用情況，那就能回答如下難題：是什么人早在張騫之前千年，就已經實踐了“鑿空”偉業？

　　“四壩文化”人群在河西走廊西段切磋琢磨美玉、制作玉權杖頭的年代，要比秦國五大夫翳組團來青海采藥，足足早一千多年。誰是先于張騫而開辟“鑿空”大業的問題，就此能得到水落石出的物證線索。至于比“四壩文化”更早的昆侖玉山，應該首推位于蘭州以東百公里左右的馬銜山，那里是齊家文化海量用玉的主產地。

　　唯有在文獻證據與實物證據達到吻合對應的情況下，論證的可信度才有保障。相比而言，更加確鑿的證據不是書證（文字記錄），而是物證。

　　出于物證優先的考量，我向科考組織方提出建議，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圍繞扎陵湖石刻展開考古調研或試掘摸底工作。兩千年前秦人采藥使團外加車馬糧草，應是一個不小的群體，他們跋涉至千里之外的高海拔無人區，不可能不留下一些蛛絲馬跡。哪怕是吃剩下的動物骨骼，只要通過當今的科技手段能夠證明，這樣就能有條不紊地推進求證工作。

　　酒泉南山作為祁連山脈中部的高峰，加上弱水、美玉這兩個必要條件，至少可以判定它就是商代以前的一座昆侖山。弱水出產優質透閃石玉料的情況，古書中沒有任何記錄，不做田野調查和標本采樣的工作，就永遠弄不明真相。2024年夏的一場龍卷風，成為天賜良機，讓我們能夠在黑河（即弱水）故道的河床里，直接采集到透閃石玉的籽料的獨家證據。

　　格爾木的大山脈，如今被定名為“東昆侖”，雖盛產透閃石玉料，卻不像新疆昆侖山那樣，既有山料又有籽料，因為這邊缺乏生成籽料的自然地理條件。河西走廊西段的“四壩文化”的用玉研究，成為確認先秦昆侖所在的重要旁證，而“四壩文化”與“齊家文化”的關聯，則能貫通河西走廊與中原文化的聯系：“齊家文化”是中國史前最后一個繁榮的玉文化遺址，其在地理分布上恰好位于河西走廊至中原之間的廣大地域。“齊家文化”的延續時間和分布空間，目前看來是所有史前文化中最接近傳說中的夏王朝的一個。21世紀初在積石山下黃河邊新發現的喇家遺址，便大量使用玉禮器，若采用出土文物玉器與玉料實物對照的方式，就能順藤摸瓜找到喇家遺址用玉的礦源，這也就等于直接找到又一個四千年前的“祖輩”昆侖山。

　　五大夫翳的采藥團隊所追求的一定不是醫學上的治病之藥，而是中國神話第一大英雄后羿從西王母那里獲得的天下唯一秘方——長生不老藥！按照漢代緯書的神話歷史敘事，古往今來能夠登上昆侖并采到不死藥的人，僅有一位。

　　《博物志》引《河圖括地象》云：

　　“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侖山，從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

　　《山海經·海內西經》又云：

　　“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此處突出了昆侖山的高大神秘、難以接近，特別強調登上其山巖需要如羿一般的非凡能力。秦國五大夫何德何能，居然能夠比肩神話時代第一大英雄？

　　最后再次強調：有沒有必要以是否出玉來確認先秦時代的昆侖觀？拙文《河出昆侖神話地理發微》已給出理由：

　　在西漢武帝之前的泛指的昆侖，是怎樣的情況呢？以《山海經》為例，該書十多處講到昆侖，其中有三個標志可以留意，即同為西王母、河源、玉源所在地。三個標志中的西王母為神話人物，河源為神話地理（想象），唯有玉源地這一點是有現實基礎的，雖然也被神話化的氛圍籠罩。

　　確認先秦的昆侖觀，有這三個指標，其中兩個已被今人認定是虛擬的或想象的，那么唯一具有現實性的可求證的指標，便只剩下一個“物證”：是否出產優質玉石。十一年來的玉路考察，被四重證據法所篩選出來的原始昆侖，形成一種五千年來的多米諾式生成脈絡——越是年代早的，便越靠近中原：天水武山縣鴛鴦山（玄玉即墨綠色蛇紋石玉礦），臨洮馬銜山（透閃石玉）和祁連山弱水玉礦與敦煌玉礦，肅北馬鬃山玉礦。希望按照物證優先原則，借助這次青海昆侖科考的東風，再度啟動中國西部玉礦資源區的青海分區調研工作，先努力解決一系列史前遺址如宗日遺址、喇家遺址、夏爾雅馬可布遺址等出土玉器的玉料來源之謎，或能為祖輩的昆侖譜增添實實在在的新內容。

　　（作者：葉舒憲，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資深教授、神話學研究院首席專家）

　　《光明日報》（2025年07月09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