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編纂的《全唐詩》書影，此書序言說“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為標準”。 資料圖片

　　清人繪制的《杜甫采藥圖》。杜甫對草藥深有研究，在成都草堂居住期間，以采藥補貼家用，曾有人向他贈送貴重的絲織品，他予以拒絕，并勸誡贈送者不要沾染奢侈之風。 資料圖片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而唐詩又是這詩國中最燦爛的花朵。李白、杜甫、白居易……這些曾在大唐長安把酒臨風的偉大詩人，將他們的氣節、風骨、情操和襟抱，化作鏗鏘的句子，化作我們文脈中最柔軟又最持久的部分。

　　清人編纂的《全唐詩》收錄了近五萬首詩，可謂洋洋大觀，其中不少詩篇表達了詩人高尚的志趣、深邃的思考，今日讀來仍有啟發，仍能滋潤我們的心田，這正是中國傳統“詩教”的意義。

　　從官重公慎，立身貴廉明

　　由西安鐘樓西行，到廣濟街路口，視線豁然開朗。向南眺望是一條筆直的大街。這條被西安人稱為朱雀大街的南北主干道，曾是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朱雀大街從長安城皇城正門朱雀門一直延伸到外城正門明德門，小雁塔就在朱雀大街旁。

　　朱雀大街也是韓愈筆下“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中的“天街”。韓愈是河南人，以為官清廉、敢于直諫著稱，雖屢遭貶謫，但胸懷天下的抱負未滅、建功立業的熱情未減。或許，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抱負與熱情，他才矢志推動古文運動，他反對浮夸不實的文風，倡導“陳言務去”“文從字順”“文道合一”。

　　《舊唐書》評價韓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于世務”。元和十四年（819年），韓愈因反對朝廷大費周章迎法門寺佛骨進宮而被貶廣東潮州。從長安到千里之外的潮州，必經藍田關翻越秦嶺，此時大雪封山、鳥獸藏跡，路途艱險，而心中更是悲涼。韓愈寫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以“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表達自己一心為國，“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情懷。

　　韓愈一心為國，亦重視家教。他曾寫詩教育兒子韓昶：“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讀書是立身之本，“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余”，讀書要勤奮，注重積累，資質差不多的兩個人，為何長大后在成就上會有云泥之別，韓愈認為關鍵就在是否勤奮讀書。同時，韓愈還教育兒子不能依靠父輩取得的成就，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奮斗所得，所以他說“君子與小人，不系父母且”。

　　寫下“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詩人陳子昂，比韓愈早出生一個世紀，韓愈對陳子昂贊賞有加，認為“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唐初，詩歌創作沿襲六朝綺靡纖弱之風，陳子昂反對這一柔軟的詩風，推崇高昂清峻的風格，他的詩剛健質樸，對于唐代詩風轉變貢獻非凡。武則天非常欣賞陳子昂的才能，任命他為麟臺正字，后來又擢升為右拾遺。

　　只會擺弄文字，并不是陳子昂的追求，他希望自己能建功立業，甚至兩度報名參加大唐軍隊對北方游牧部族的戰爭。陳子昂有一首《座右銘》：“從官重公慎，立身貴廉明。待士慕謙讓，蒞民尚寬平。”寥寥幾字，便把為官之“重”與立身之“貴”講清楚了。

　　中國人重視立身修身，在陳子昂看來，立身貴在廉潔清明、心底無私。這是中國人歷來追求的君子之道。在《感遇詩三十八首》中，陳子昂再次以“圣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表明自己心系黎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宏愿。

　　這便是唐人的風范。他們不是書生空談，而是重修身而淡名利、明廉恥而守氣節、知恩惠而思報國，個人的榮辱浮沉固然對他們有影響，但他們將生命置于一個更為廣闊的境地，用金石錚錚之聲完成生命形象的書寫。

　　時間增益了唐詩的魅力。這種魅力，不是因為出了一大堆錦繡詩文，而是誕生了一大批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詩人，他們是大唐的淋漓元氣。

　　莫言名與利，名利是身仇

　　初唐詩人中，最讓人驚嘆和悲嘆的，當屬王勃。王勃壽命不長，但并不因此影響其生命的豐厚。

　　王勃出身于名門望族，有神童之譽，不但詩寫得好，文章也非常出色，年少成名。據說，王勃寫文章時從不打草稿，有時蒙上被子，像是在睡覺，起來后下筆立成，被人稱之“腹稿”。

　　在王勃的千古名篇《滕王閣序》中，一句“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像一道震古爍今的閃電，劈開千秋風雨，直擊我們的心扉。我們無法想象，這位翩翩少年郎胸中，怎會有如此浩大的氣象。這種赤子心、青云志，在他的《上劉右相書》里尤為顯著。這篇文章是少年王勃對國事的思考，洋洋灑灑幾千言，盡是才華的展現。《上劉右相書》中誕生了一個名句——“源潔則流清，形端則影直”。

　　潔身自好、正直端方，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對君子的要求，也是為官者應具備的道德品質。

　　晚唐詩人李商隱，把自己一生的困頓、失意和悲憤都蘊藏在詩中，但如果就此認為李商隱的詩只會寫自己的小情調就有失公允。他寫了不少詠史詩，將自己對歷史的思考融入其中，清人紀昀稱贊李商隱的詠史詩“妙從小物寄慨，倍覺唱嘆有神”。

　　李商隱有一首詠史詩，至今仍有高頻度的引用：“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真珠始是車。遠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縱觀歷史，勤儉能使國與家興旺，奢侈只能讓國與家衰敗。真的需要用琥珀去做枕頭嗎，真的有必要在車上裝飾珍珠嗎？

　　這首詩后面兩句突出了人才的重要性。青海馬是傳說中的龍馬，此處指有才干的人；秦王曾經獻美女給蜀王，蜀王派大力士去迎接，路上碰到大蛇，與之搏斗，引發山崩，大力士被壓死，此處用這一典故，感嘆缺乏能夠戰勝“蜀山蛇”的有大力量大智慧的人才。相傳為舜帝所作的《南風歌》如此唱道：“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李商隱感慨如今又有多少人能讀懂個中深意呢。

　　李商隱的這首詩，是其家國情懷的表現，也是警示和勸誡，提醒人們反躬自省、居安思危。

　　與李商隱并稱“小李杜”的詩人杜牧，出身赫赫有名的京兆杜氏。唐朝有句諺語，“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指的就是韋氏、杜氏兩大家族，這也是今天西安市長安區韋曲、杜曲兩個地名的出處。

　　杜牧擔任過監察御史，是一位操守廉潔的名臣。除了那篇著名的《阿房宮賦》外，他還寫過一首五言詩《不寢》，“世路應難盡，營生卒未休。莫言名與利，名利是身仇”，不求名利，這是他堅守的行為準則。

　　所謂“文如其人”，一個人的氣質、學識和修養，大致是可以通過文字來窺探的。在唐朝，不少詩人都有過擔任監察御史的經歷，名氣最盛者，比如韓愈、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他們的詩歌流傳至今，為人所稱頌的當然不只是文字之華美。

　　失意時，不妨讀讀劉禹錫的《學阮公體三首》，“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古人”；得志時，讀讀柳宗元的《讀書》，“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貫穿其中的，不只是勤勉奉公的人生態度，更是一種心憂天下、心系蒼生的家國情懷。

　　蘭秋香風遠，松寒不改容

　　唐代詩人中，最能讓中國人引以為豪的，是李白和杜甫。

　　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一個撫長劍、邀明月；一個憂黎元、念蒼生，共同撐起了唐詩世界的天和地，營造出一個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桃花源。

　　在《贈友人三首》中，李白以“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為喻，道出自己“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的淡泊態度。這種超然在他的《于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中更加具象化。這首詩是天寶十三載（754年），李白游銅陵五松山時，贈給好友南陵縣丞常贊的。“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秋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李白愿為草中之蘭、木中之松，蘭內心堅貞，不以無人而不芳，松剛直不阿，不以嚴寒而失去氣節。這幾句詩渾然天成，道出清廉的志向，而這志向亦非李白獨有，而是為世之君子所共同認可的。

　　和李白張揚外露的性格迥然相異，比李白小十一歲的杜甫是一個溫厚內斂的人。

　　一次，有朋友來拜訪在成都草堂棲身的杜甫，特意給他送上一條價值不菲的絲織錦褥作為見面禮。杜甫當然知道此物貴重，堅決不肯收。他把這件事寫成一首詩，以“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作為開頭，以“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粗席塵，愧客茹藜羹”結尾，同時不忘告誡自己的朋友，“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不要追求奢靡享樂，到頭來只會害了自己。

　　杜甫實在是溫厚到了極點。他一生命途多舛，卻以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將深情大愛慷慨投注到腳下這片土地，投注到每一個具體的、鮮活的人身上，活出了清清白白的生命質感。

　　他痛恨腐敗，既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呼吁“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他關注民生疾苦，時刻不忘“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宏愿。

　　清廉是美德，以清廉造福一方是功德。詩人白居易曾在杭州當過三年刺史，他勤政為民、寬刑簡政，特別是興修水利、浚湖筑堤，解決了杭州附近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深得當地老百姓贊譽。

　　在離任杭州時，愛石的白居易帶走了天竺山的兩塊石片留作紀念。就是這區區小事，他都覺得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操守，于是寫下《三年為刺史》作為自省，“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

　　古人對清譽甚為在意，甚至重過自己的生命，如何做到一個“清”字？在《狂言示諸侄》中，白居易語重心長地勸誡侄子們不要成為追名逐利之徒，“勿言舍宅小，不過寢一室。何用鞍馬多，不能騎兩匹。”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在白居易眼中，榮與枯都是過眼云煙，即便卑微如野草，只要把根深深扎進腳下土地，安安靜靜、干干凈凈地生長，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依然可以生發出嫩芽新葉，待到春風再來，必會再度絢爛。（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