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箴言】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己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guān)節(jié)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刑者國之典憲，安容自己酷虐，殘人肢體，損人肌膚，以為能吏？若縱吏推勘，法外繃吊，大棒拷訊，如此違犯，明有常刑。

　　——清•鄭端《政學(xué)錄》

　　【深意淺說】

　　刑，如同漢字構(gòu)造所表示，與刀有關(guān)，是進(jìn)行肉體懲罰的一些手段，古代就有墨、劓、剕、宮、大辟五刑。自隋律起，形成了笞、杖、徒、流、死的新五刑。新五刑與老五刑相比，殘酷性有所降低。

　　古代用刑，主要出現(xiàn)在三種場合。一種是官員在日常行政管理中對所管轄的吏書衙役或者百姓進(jìn)行的體罰。一種是審理案件，為了震懾原告、被告、證人和訟師，或?yàn)榱双@取口供而刑訊逼供。還有一種，就是對于定罪犯人的刑罰。第三種是相對規(guī)范的用刑，有法律規(guī)定。一些官員尤其基層官員常用的是前兩種，他們對于用刑有自由裁量權(quán)，上文鄭端特別告誡不用殘酷用刑的，也是指前兩種情況。

　　州縣官員對于自己管理下的胥吏衙役以及百姓，有動輒打板子體罰的權(quán)力。

　　明朝蔣廷璧在《璞山蔣公政訓(xùn)》中說：“居官不可太仁慈，太慈即招疲軟之名。必須當(dāng)要十下五下打人，事方易完，人心知警。打人只是十下二十下，重打足矣，不可多打。亦要平平做去，不可作聲色。須要持重，慢慢打去。”他又指出幾種需要打的情況：“吏胥人等，不奉呼喚自來堂上稟事者，打；不奉分付自寫批票者，打；有事呼喚遲緩不來，及吏不在房，書辦出外游蕩者，打；皂隸在傍，丟閑言冷語者，打；說謊雖小事，亦打。”“自上堂立走稟事插嘴者，打；飲酒面赤上堂者，打；及在前后擁觀者，打。”看來八面威風(fēng)的胥吏衙役，也是動輒挨打。

　　清朝黃六鴻在《福惠全書》中也寫到，他到郯城縣任知縣時，還未正式上任就打了驛站的書吏，在城隍廟點(diǎn)名時打了好幾個衙役，其中一個被打后幾天就死了。不少知縣在審案時將訴訟人活活打死。古代衙門的管理，似乎就是板子的管理。

　　一般打胥吏衙役或百姓，用的就是荊條、板子之類。如果審理案子，使用的刑具就復(fù)雜多樣，酷刑更是五花八門。對于民事訴訟中的一般告狀百姓，雖然原則上可以不必動刑，但也是取決于審案者的心情和脾氣。心情不好，不管原告、被告、證人還是訟師，都會挨打，主要是掌嘴、打板子、枷號。對于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則往往大刑伺候。

　　中國古代證據(jù)制度的特殊之處，即是極為重視被告人口供的“口供主義”，罪從供定，無被告人供認(rèn)，一般不能定罪。嫌疑人不愿意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shí)，或者嫌疑人本來就是被冤枉的，沒有犯罪事實(shí)交代，這種情況下，酷刑逼供就是最常見的手段。古人說，“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又說，“三木之下，但求速死”。任何口供，都會在酷刑折磨中得到。古代無數(shù)冤假錯案就是這樣制造出來的。

　　《笑林廣記》說：“兩造各有曲直，不得已而質(zhì)諸公庭，官則攝齊升堂。見顏上座，無是非，無曲直，曰：‘打而已矣。’無天理，無人情，曰：‘痛打而已矣。’故民不曰審官司，而曰打官司，官司而名之打，真不成為官司也。”訴訟和審查不叫審官司，而叫打官司，說到了實(shí)質(zhì)。（梁發(fā)芾）

　　【人間草木】

　　名稱：蘭州百合 

　　分布：蘭州、平?jīng)觥⒍ㄎ鳌⑴R夏、張掖

　　簡介：蘭州百合，鱗莖個頭大，纖維少，味極甜美，毫無苦味，色澤潔白如玉，是全國唯一食用甜百合。花期7-8月，果期9月。作為國家地理標(biāo)志產(chǎn)品和“甘味”特色農(nóng)產(chǎn)品中的獨(dú)一份，廣受消費(fèi)者青睞和市場高度認(rèn)可。

　　（植物資料由西北師范大學(xué)白增福、陳學(xué)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