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被忘卻的“紅色抒情詩人”

　　作者：趙學勇

　　在中國新詩史上，作為紅色抒情詩人的殷夫是不該被遺忘的。殷夫(1910—1931)，原名徐柏庭，筆名殷夫、白莽、莎菲等。殷夫十四五歲開始寫詩，1930年初自編《孩兒塔》詩集，其中有一組《放腳時代的足印》的小詩，即是1924—1925年間寫的，顯露出詩人少年時代的才華。在殷夫短暫的生命歷程中，曾三次被捕入獄。他對革命堅貞不渝，是兼革命家和詩人為一體的先鋒詩人。

　　普羅詩人的鼓號

　　20世紀20年代末，是中國新詩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以蔣光慈為代表的普羅詩人，以強勁的革命吶喊沖擊著中國詩壇，展示著早期中國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赤心。在藝術上，蔣光慈繼承了郭沫若的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和豪放、恣肆、高朗的藝術風格，但還比較“幼稚”，即詩人的真情還沒有提升為詩情；在表現手法和語言上過分直白，給人一種過于強烈的情緒“憤泄”，就像他也承認的“我的詩同我自己本身一樣，太政治化了，太社會化了”。蔣光慈是現代中國政治抒情詩的先行者，他不但要做“革命的詩人，人類的歌童”(《自題小照》)，“為光明而奮斗的鼓號”(《新夢·自序》)，而且要“勉力成一個東方平民詩人”，做一個“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愿立在十字街頭呼號終生”(《鴨綠江上·自序詩》)。

　　作為紅色革命詩歌的早期探索者，蔣光慈以簡單明快且極富鼓動性的詩情推動了一種新的審美風氣，甚至藝術上的粗糙和詩歌的無節制為他贏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既有時尚和流行，也就有過時和揚棄。就像他的突然而至一樣，蔣光慈很快被革命洪流淹沒，成為一個不合時宜的、頹廢的浪漫文人。

　　現代革命歷史的形象再現

　　繼蔣光慈后起的是站在普羅詩歌藝術頂峰上的年輕歌者殷夫。他在現代中國紅色政治抒情詩的創作上承續蔣光慈又跨越了蔣光慈，他把革命詩歌創作推向了新的水平，成為這個詩派成就最高的代表詩人。魯迅高度評價殷夫的詩歌屬于我國詩歌發展的新時代，稱他的詩為“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是屬于別一世界”的“無產階級新世界的詩”(《孩兒塔·序》)。

　　殷夫的詩歌是典型的“紅色鼓動詩”，是作為戰士的詩人從充滿著火與血的革命斗爭的第一線呼喊出來的，因而詩中的意象大多來自實際生活的感受。他詩中雖然有吶喊，但是借助于豐富的詩歌形象且飽含著高昂的革命激情的吶喊，是借助于來自斗爭生活的詩性表達的吶喊，因而能敲擊讀者的神經和心靈。

　　《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無疑是紅色抒情詩歌中頗具代表性的一首：“這是全世界的創傷，/這也是全世界的內疚，/力的沖突與矛盾，/爆發的日子總在前頭。/呵，我們將看見這個決口，/紅的血與白的膿洶涌奔流，/大的風暴和急的雨陣，/污穢的墻上涂滿新油。……/呵喲，這是一陣春雷的暴吼，/新時代的呱呱聲音，/誰都溶入了一個憧憬的煙流，/誰都拿起拳頭歡迎自己的早晨。”這里，詩人不是一個人在歌唱，他是和他的同志、和廣大的工人群眾一起在“五一”罷工示威游行中“暴吼”，是無產階級對新時代的憧憬，也是詩人對現代革命歷史宏大場景的形象再現。無產階級的理想、信念、氣勢在殷夫那種飽滿的革命詩緒中暢達地宣泄出來。這是一種歷史的創造、想象和抒情，在殷夫那里，抒情主體已不再是“我”，而是和偉大的集體力量結為一體，也和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融為一體。五四時期那種個人化的自我抒情被拋棄了，文學中的個人的有限性和無力感、悲戚無告的心緒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視死如歸的力量和勇氣，是群體的“我們”發出的時代大音。因此，在同一首詩里，作為個體的“我”不再感到絲毫畏懼，因為“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著大群燃燒”——“我”已經成為一個偉大的集團和一種不可戰勝的歷史力量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殷夫的詩是動的而不是靜的，從他的詩的節奏里，能夠聽到無產階級在大時代的鏗鏘步調和對光明世界的憧憬，感到那些悲壯的為爭取自由的人們的熱情和力量。

　　革命意識形態的巨大轉型

　　抒情主體身份的轉變，也意味著中國新詩主體精神的轉變，它使得新詩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是“我”而是“我們”，體現著中國現代革命文學走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也表征著現代文學不可逆轉的主流發展趨勢。因此可以說，殷夫是早期“紅色抒情詩”的先行者和開拓者。

　　作為這一詩派的代表詩人，殷夫的詩歌總是充滿著高昂的革命樂觀主義激情：“我們是受饑餓，寒冷所壓迫的一群，/苦痛和憤恨象蠶一般地吞嚙著我們的心頭，/我們沒有歡樂，和幸福，也沒有嘆聲，/我們只是手牽著手，肩并著肩，躑躅前進！”“我們肩并著肩，讓冷風吹著我們的赤身，/我們手牽著手，互相傳遞著同情和微溫，/我們帶著破碎的心靈和痛苦的命運，/忍耐著，忍耐著，一起地躑躅前進！”“在我們的心里，憤怒的炬火已經燃起，/反抗的熱焰已經激動，激動了我們的血液，/我們手牽著手，肩并著肩，把腳步整齊，/向前走去，沖去，噴著憤怒的火氣！/……世界大同的火災已經被我們煽起，/在火中我們看見了天上的紅霞，旖旎！”正是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錘煉了詩人堅定不移的樂觀主義精神，使他背叛了出身的統治階級，轉變成了一個職業革命家和無產階級歌手。

　　殷夫的詩典型地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革命意識形態的巨大轉型：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從個人意識到階級意識，從家庭桎梏到廣闊的社會，從個人的叛逆到階級的覺醒，并且建構起了新的革命倫理：“別了，哥哥，別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見的機會是在，/當我們和你隸屬的階級交了戰火”(《別了，哥哥》)。詩人的叛逆，形象地表現了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有力地粉碎了舊的宗法文化結構，昭示著一個在烈火中奔向永生的革命者的身影。殷夫在《寫給一個哥哥的回信》中寫道：“你是你，我是我，我和你相互間的關系已完全割斷了，我們之間的任何妥協，任何調和，是萬萬不可能的了，你是真實的，……但你卻永遠是屬于你的階級的。”在這里，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成為一種堅定向上的力量，它顛覆和解構了舊的宗法倫理意識形態，成為一種新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它打破了舊的封建的血緣關系，使個人的反叛融入新的覺醒的階級集體之中。

　　清醒而深刻的理性自覺

　　在“紅色抒情詩派”中，殷夫是清醒而堅實的。他的詩歌來自對勞工生活的真切體驗和對都市工業文明的批判，詩人的抒情方式是和現代的生產方式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灰色的房屋在路旁顫戰，/全盤的機構威嚇著崩塌，/街上不斷的兩行列，工人和汽車；/蒙煙的黃昏更暴露了都市的腐爛。”“富人用賽馬刺激豪興，/疲勞的工女卻還散著歡笑，/且讓他們再歡樂一夜，/看誰人占有明日清朝？”(《都市的黃昏》)殷夫在詩中揚棄了空泛、虛浮叫囂的詩風，無產階級的信念、樂觀和理想在他的抒情中得到形象的表現。由于殷夫的紅色鼓動詩不是出于狂熱式的情緒表達，而是從具體的場面、情境及獨特的視點抒寫自己真切的感受，所以他能夠較早覺悟并克服“革命浪漫蒂克”空泛、虛浮叫囂的詩風，鮮明地表現著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歷和現實體驗相融合的抒情個性。清醒而深刻的理性自覺，使他的創作超越了儕輩幼稚而粗暴的呼喊。

　　殷夫的紅色抒情詩感情真摯，文字委婉、細膩，風格健朗、活潑，開闊的視野、宏大的氣魄，明快的節奏、豐富的幻想，充分表現出殷夫的詩人氣質，詩人以他充沛的激情表達了嶄新宏偉的無產階級文化理想。丁玲高度贊譽他“是這樣的富有革命熱情，這樣的有力量。他是一個十足的詩人，同時又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他為了我們，為了革命，……流過他的血……他是詩壇的驕子，他是新的詩人”(《殷夫集·序》)。他的詩歌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存在和審美符號，作為一種精神鏡像和文化遺產，傳遞著革命時代知識分子的人生理想、價值信念、文化人格和精神面向。他的紅色抒情詩表征著建立具有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文化愿景。殷夫的詩不僅屬于他的時代，也屬于現在。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