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才板話》：對人民有益 受群眾歡迎

　　圖①為作家趙樹理。圖②為美術家羅工柳為《李有才板話》創作的木刻插圖，曾與小說一起在1946年延安《解放日報》上連載。圖③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李有才板話》封面。制圖：趙偲汝

　　我認識趙樹理是在1951年的秋天。當時趙樹理任中國曲藝改進會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已經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我只是一名年輕的工作人員，但他非常誠懇謙虛，對我沒有一點架子。當我談起《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農村題材作品多么精彩時，他謙遜地說：“我對農村有感情，也真想寫點合乎老百姓口味、又對他們有幫助的東西，可是，這不容易啊！我做得還很不夠，我的才能還不高。”而后提及民間文藝，特別是農村說書唱戲的情況，他興致高了起來，時而雙手敲打桌子，時而手舞足蹈，毫無顧忌地唱起了上黨鼓書和上黨梆子，在場的人都樂得前仰后合。

　　后來，我在北京市文聯、中國曲藝研究會、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工作，和趙樹理接觸得多了，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嚴肅的創作態度、勤奮刻苦的學習和工作精神，以及樸實謙和的作風，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新鮮、健康、簡樸，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之作

　　在趙樹理創作《李有才板話》之前，太行山區正掀起聲勢浩大的第三次減租減息的高潮。趙樹理下鄉，本擔有檢查減租減息進度的任務。但他在調研中發現地方上一些青年工作人員不諳農事，不了解農村的實際情況，也沒有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以致一些好政策在落實過程中受到影響。就像趙樹理說的那樣：“我在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于是，便有了這部《李有才板話》。

　　《李有才板話》通過山西農村一個叫閻家山的地方改選村政權和實行減租減息的故事，反映抗戰時期敵后根據地農民的實際狀況和真實心聲。小說不僅講活了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而且深刻闡釋了農村革命干部只有堅持群眾路線，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讓黨的正確路線、政策與廣大農民真正結合在一起，才能解放農民，團結更多革命力量。

　　茅盾曾經這樣評價《李有才板話》構思的精巧，特別是對快板這一新鮮手法的匠心運用：“在若干需要描寫的地方（背景或人物），作者往往用了一段‘快板’，簡潔、有力而多風趣”“我們試一猜想，當這篇小說在農民群眾中朗誦的時候，這些‘快板’對于聽眾情緒上將發生如何強烈的感應”。郭沫若看完小說后也贊嘆不已：“我完全陶醉了，被那新鮮、健康、簡樸的內容與手法；這兒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義，新的作風，新的文化，誰讀了我相信都會感著興趣的。”

　　《李有才板話》甫一問世，就成為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之作。小說單行本連出三版都很快銷售一空，買不到的人到處借閱，爭相傳誦。有人說這部作品給文藝界注進新的血液，也有人說讀過這部作品之后，對解放區團結協作的幸福生活更加向往。小說在報紙上連載后，有讀者給報社寫信：“像這樣優秀的文藝作品，如果能廣泛散發，深入農村，將起到更大作用。”在后來的整風學習以及更大范圍的減租減息、土地改革中，《李有才板話》成了干部必讀的參考材料。干部們不但自己學習，還把它念給農民聽，反響異常熱烈。農民群眾一邊聽得樂不可支、哄堂大笑，一邊聯系實際，“對號入座”，參照小說中的工作方法來解決本村的實際問題。

　　“一定要拿起筆來就想到這是為誰寫的”

　　《李有才板話》受到歡迎，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趙樹理的“群眾路線”。

　　趙樹理是山西晉城沁水縣人，來自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他有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深切懂得農民的甘苦和情感。盡管后來到了北京，擔任多個文藝團體的重要職務，但他依然保持著農民兒子的本色。

　　在20世紀50年代，趙樹理是作品發行量最大、稿酬最多的作家之一。但除了家庭生活等必要開支，他把絕大部分錢都用于支援農村建設和交納黨費。平日里趙樹理經常披一件從太行山帶來的破舊棉大衣，喝廉價的磚茶，和趕大車、蹬三輪的老哥們擠在一起，來一碗澆著香油、辣椒油、芝麻醬的老豆腐，吃得津津有味，聊得心滿意足。有一次，趙樹理因為工作生活需要，想去買塊手表。他到商店里一看價錢，連忙擺手：“夠農民買五頭驢啦！”后來總算在天橋的舊貨攤上淘到了一塊便宜表，趙樹理將其命名為“三勤牌”，因為它必須勤上弦、勤對點、勤修理。這只表陪伴了趙樹理多年。

　　趙樹理說過：“我們的文藝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要服務得好，一定要拿起筆來就想到這是為誰寫的，讓人喜歡讀、喜歡聽，對人民大眾有好處。”他特別注重文藝對農民精神世界的影響：“寫小說和說書唱戲一樣，都是勸人的，要勸對，而且要使人愿意聽你勸。”因為熟悉農村農民，他筆下的農民形象生動鮮活，通過人物自身的語言、行動，三言兩語、舉手投足間，就讓人覺得真實可感——“他筆下的農民是道地的農民，不是穿上農民服裝的知識分子”。趙樹理既懂得農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農民的審美情趣和閱讀水平。為了讓老百姓更好地理解作品，趙樹理盡量挑選農民能聽懂的語言。凡是老百姓不常用的詞句，他在寫作時就盡量避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用“活在群眾口頭上的語言”。

　　有人說趙樹理是個“土作家”，不懂外國的藝術。這是誤解。趙樹理不僅讀過不少外國文藝作品，而且對照中國小說的寫法做了比較研究。他多次和我說，某某人物、某某場面，照西洋小說的寫法是如何，照中國小說的寫法又是如何。他認為，我們對外國的東西要學習、借鑒，但不能簡單模仿，要化為己有，要“中國化”。

　　讓新文藝與民族民間文藝的傳統相銜接

　　“閻家山，翻天地，群眾會，大勝利。老恒元，泄了氣，退租退款又退地。劉廣聚，大舞弊，犯了罪，沒人替。全村人，很得意，再也不受冤枉氣，從村里，到野地，到處唱起‘干梆戲’。”

　　在《李有才板話》的結尾處，李有才應工農干部老楊同志的請求，為當地農民與地主閻恒元展開的斗爭編了首快板。通過這首朗朗上口、活潑生動的快板，農民重獲土地的喜悅之情撲面而來，土地政策給閻家山帶來的深刻變化，也傳神地表達出來。

　　《李有才板話》的成功和趙樹理對民間文藝營養的吸收轉化有很大關系。趙樹理對我國民族民間文藝，尤其是對農村中長期流傳、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曲藝和戲曲藝術有著深厚的感情。他常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小說和同名的說書、大鼓作比較，闡發二者的密切關系和曲藝藝術成就，希望我們的新文藝更好地與我國民族民間文藝的優良傳統銜接起來。

　　趙樹理在擔任新中國第一個曲藝刊物《說說唱唱》主編時，收到過一篇業余作者的來稿。文中有許多錯別字，有些地方畫了一些符號，誰都認不出。有同志看過后打算退稿，但趙樹理一字一句費力地看完稿子，覺得雖然有些地方粗糙，但內容充實、語言生動、鄉土氣很濃。經過他仔細的編輯修改，文章在刊物上發表，引起很大反響。之后趙樹理還給作者寫了一封長信，指出文章的優長和不足，并列了一大串書名，鼓勵這位作者深入閱讀、繼續寫作。這位“業余文學愛好者”就是后來創作出《淮河邊上的兒女》《風雷》等長篇小說，擔任過中國作家協會顧問和安徽省文聯名譽主席的作家陳登科。

　　趙樹理不止一次地叮囑編輯，一定要滿腔熱情地對待工農兵出身的業余作者。他們文化水平低，但熟悉生活，有真情實感，語言生動，在曲藝創作上很有優勢。對他們的來稿要仔細提出修改意見，幫助他們提高思想文化水平和寫作能力，千萬不要嫌他們文化水平低，挫傷他們的積極性，要知道未來好的作家可能在這些作者中間產生。于是，認真對待來稿、熱情對待作者、注重發現新人新作，成了《說說唱唱》編輯部的優良傳統。

　　今年我已經92歲了，依然筆耕不輟，經常寫一些曲藝界過去的事、過去的人，在這個過程中經常會想到趙樹理。趙樹理講的“曲藝是普及的藝術，也是高級的藝術”，影響著包括我在內幾代曲藝工作者的成長。趙樹理堅守的“對人民有益，受群眾歡迎”的創作原則，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寶貴經驗。（作者 羅揚 為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曲藝家協會名譽主席，記者任飛帆根據采訪和資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