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路上的行者——訪作家傅金城

　　參軍時的傅金城

　　傅金城，1943年出生，天津人，大專畢業(yè)。1961年應征入伍，歷任原甘肅省軍區(qū)獨立師四團副班長、戰(zhàn)士業(yè)余演出隊隊長，公安部隊文工團創(chuàng)作員，蘭州量具刃具廠車間主任、廠子弟學校教務主任，蘭州市群眾藝術館館員，《金城》雜志編輯，蘭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1959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沖鋒號》《日出東方紅》、評論集《寫詩手冊·續(xù)集》、詩歌《繡花》《號兵謠》、散文《戈壁蛙聲》《難忘的會餐》《井岡山高情又長》《戈壁初雪》、兒童讀物《直羅十二小英雄》等點評詩歌400余首。評論集《寫詩手冊》獲全國金鑰匙優(yōu)秀圖書、甘肅省新時期當代文學研究成果獎、蘭州市首屆金城文藝獎一等獎，其作品還獲甘肅省第二屆優(yōu)秀文學創(chuàng)作獎。

　　“有詩即樂，樂于吾愛；無酒也醉，醉在所求。”也許是因為軍旅生涯的雕琢，讓傅金城儒雅的氣質里透著一種堅韌，就好似他對自己詩歌人生的這句評語，既執(zhí)著也灑脫，既細膩亦狂放。

　　“我出生在安徽北部的一個小鎮(zhèn)上，那時沒有什么娛樂活動，只有一個戲園子。園子里還有兩個說書場，常有河南墜子、江蘇柳琴、山東大鼓藝人獻藝，而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的最愛。”原來，傅金城踏上文學之路就是源自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整日里最開心的時候便是陶醉在那些古色古香、韻味十足的唱本之中，而那些唱本其實就是敘事詩。于是，文學之花便在日日耳濡目染之下扎下了根，長出了芽。

　　“那時有很多民間藝人不識字，有的就住在我家附近，我那會才小學四年級，就讓我給他們讀唱本。”他一邊回憶一邊笑著說：“我也因此得到了‘特殊待遇’，就是可以隨時出入戲園子而不用買票，甚至有時都散場了我還睡在凳子上，凍醒了才回家。”

　　傅金城童年的時光受到了民間文學的極大影響，尤其是民間曲藝更是受到了他的青睞，進而讓他深深地愛上了寫作。1956年，剛上初中傅金城以一篇作文《撿煤核》獲得了徐州市中學生作文比賽甲等獎，備受鼓舞的同時更堅定了他以文學蘊養(yǎng)此生的決心。

　　到了初三，傅金城轉學到了蘭州鐵一中，從此他的人生便如其名扎根于金城。1961年，高中二年級的他遇到了國家第一次招收城市義務兵，18歲的傅金城義無反顧的選擇了參軍，后來便到了504警衛(wèi)團。

　　“那時的業(yè)余創(chuàng)作成為我生活最重要的部分，主要寫詩、散文，因為抒情文學是我的最愛。”傅金城告訴記者：“我還寫了大量的演唱作品，就是戰(zhàn)士平日里業(yè)余演出隊伍自編自演的節(jié)目，對口詞、群口詞、相聲、小話劇、小歌劇等等啥都有，經常是正常晚會的節(jié)目都由我來完成。”

　　1979年，《解放軍1949至1979詩選》的出版更是對傅金城的詩歌創(chuàng)作給予了充分肯定，雖然這時他已經轉業(yè)到了地方工作，但其組詩《戰(zhàn)士的話》依舊被入選，他也正式成為了部隊培養(yǎng)的眾多優(yōu)秀詩人中的一位。

　　同年，傅金城調入蘭州市文聯，做《金城》雜志編輯工作。于是，從1981年開始，傅金城的詩歌創(chuàng)作進入另一個全新的階段，詩點評成為了他精力投入的重點工作。在這之后的整整10年間，他堅持點評了600余首詩，此舉在全國也是僅有。

　　1981年下半年開始，在傅金城的執(zhí)筆下，市文聯主辦的《金城》文藝雙月刊“每詩一評”連續(xù)刊出，點評詩作數百首，寫評文約數十萬字。當年，這個專輯在許多讀者、尤其在詩歌愛好者心中扎下了深厚的根基。

　　我們國家一向有“詩國”之稱，也有品詩、評詩、談詩意、記詩事的悠遠傳統(tǒng)。從《詩品》《本事詩》《六一詩話》《滄浪詩話》直到《人間詞話》等作，不僅豐富了我國文學理論批評的寶庫，而且成為了研究、了解詩歌史的重要資料。

　　有時一詩一議，有時摘劇立論，寓真知灼見于短小隨意的文筆中，閃爍著智慧的鋒芒。這些凝聚了文學精華的言辭，既具備古代詩話的某些傳統(tǒng)優(yōu)長，又彰顯出產生于時代新詩基礎上的新體詩話的雛形，是一項很有社會意義和文學價值的勞動。

　　“對每首點評詩作，避開了一般的平面分析，而是就其一點，以小見大，闡發(fā)點化，生發(fā)開去。”傅金城告訴記者：“最為難能可貴的是，還特別注意聯系了當時詩歌創(chuàng)作中提出的一些較普遍的、有代表性的問題，進行了說理、評述，是‘每詩一評’的一個特點。比如，結合詩作談詩與生活的關系，談象征與古典詩詞傳統(tǒng)手法的聯系，對民歌體詩的意見，對無標點詩的意見等等。”

　　當年，隨著整個社會文化素養(yǎng)的提高，人們對詩在反映生活與情感的深度上，要求有更精湛的藝術活力，加之詩歌中睿智的思維與藝術有更緊密的融合，促使不少詩作者注意到詩的意象、隱喻，或象征手法的運用。但把這認作“時髦”，并將其標榜為現代派的也不乏人在。對此，在一則“點評”中，傅金城以我國古代詠物詩為例，指出“象征手法其實是一件國寶，大可不必當做“洋貨”排斥或推崇。關鍵要看是正確地作為方法來掌握，還是錯誤地當成目的去追求。這種評論，就很有針對性，又有一定的說服力。

　　“在點評中，注意知識性以及創(chuàng)作手法的介紹，有益于對詩歌的鑒賞，也有益于詩歌理論和創(chuàng)作的學習、提高，是‘每詩一評’的又一特點。”傅金城表示：“在那些點評中，不僅涉及諸如構思、意象、想象、議論、警句、博喻、對比、象征、詞性變化的妙用，還對所謂題贈詩的特點，甚至什么是詩的格律、詩中頓歇的產生等都進行了繁多而簡明獨到的歸納與論述，令每一位閱讀者都能在讀后增長不少見識。”

　　每評分開來看，獨立成篇，從整體來看，又具有一定系統(tǒng)性。各篇短小精悍，500字左右，語言流麗、清新，評論本身就充滿詩意，也是“每詩一評”的特點。行文中我們看到，或引用古代詩論、詩詞佳句，比較說明；或佐以中外文壇軼事佳話，夾敘夾議，倍增語言風采，充分體現出傅金城理論修養(yǎng)的深厚功力。

　　“盡管那時的選詩、評論不能說已經至善盡美，但的確是在從事一件頗為辛勞而又為一般理論家所不甚重視的嚴肅工作。”傅金城感慨地說：“因為，這不但要埋頭于眾多來稿，獨具慧眼的進行篩選、發(fā)現論題，而且更需要能了解青年詩作者的心理，為他們的寫作與欣賞水平的提高，付出大量時間與精力。”

　　“在詩論的建設上，有巍峨壯觀的大廈高樓，有一磚一瓦的基礎工程，而我所做恰是讓前者得以拔地而起的前階。”他說：“點評不是宏篇巨作，倒更像絲絲細雨、涓涓細流，立論有據、具體直觀，對詩作者和詩歌愛好者尤為切實、有益。”

　　其間，傅金城還先后出版了兩本有關詩點評的作品《寫詩手冊》以及《寫詩手冊（續(xù)集）》，此事也得到了小說家、甘肅人民出版社編輯法蘭的鼎力支持。

　　“沒有技巧的詩創(chuàng)作，就像沒有翅膀的小鳥在地上亂蹦，所以出版《寫詩手冊》十分必要。”當年法蘭的這句話給傅金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這句話才讓他下定決心將所寫的詩點評集結成冊。

　　“第一次出版印了15700冊銷售一空，然后又再版加印了5000冊。”據傅金城回憶：“過了幾年，法蘭在退休前又支持我出版了《寫詩手冊（續(xù)集）》。這兩本書都是我對詩體、詩意、意象、錦句等諸多方面的總結，也是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所提煉出的認識，也實現了與廣大詩歌創(chuàng)作者的交流與共勉。”

　　“一部文學作品中如果沒有亮眼的錦句，可以說這次創(chuàng)作是失敗的。”傅金城認為：“錦句自古就有，但其手法實際上是多種多樣的，其產生的客觀效果也是具有不同的類型。但是，其類型卻從來沒有人進行過劃分。于是，在《寫詩手冊（續(xù)集）》中，我便根據自己創(chuàng)作中的心得體會，首次進行了詳細劃分，也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認可。”

　　那時，寫詩的青年確實不少，能占全部來稿作者的85%以上。然而，傅金城看到這些青年的詩作中，表現“自我”的比反映現實生活、歌頌偉大時代的還要多，有的把“自我”凌駕于時代之上，通篇不知所云，種種創(chuàng)作誤區(qū)令他深感焦慮。

　　“當時，我覺得自己肩上的擔子太重了，一頭是作者，一頭是讀者。”傅金城感慨地說：“今天回頭看，通過點評這艱苦而有益的發(fā)掘，使一根根埋在土中的柱子對藍天挺起了胸膛。不少作者正是自己被點評的處女作中，鼓起了勇氣，看到了希望，堅定了勤奮創(chuàng)作的決心。而在那些青年作者哪怕是十分幼稚的詩作中，只要發(fā)現一點晶亮的閃光，我都非常高興，甚至比自己發(fā)表一篇作品還有幸福感。”

　　“十萬字濃縮了傅金城的心血，以飼青年，且來日方長！”本報原總編輯張永平曾由衷地評價說。

　　記者了解到，目前傅金城正在籌備《寫詩手冊》第三版的出版，此次他不僅將把之前出版的兩本合二為一，還將把之后多年里提煉出的創(chuàng)作心得、寫作體會再一次融入其中。

　　“當時的這兩本還是有局限，尤其是受到了版面影響，沒法展開寫，一篇平均也就是600字左右。”他說：“在第三版中，我想將這些詩點評拓展到平均2000字左右，不僅容量有了數倍的擴充，其中還將增加很多論述的內容。可以說，過去是點到為止，現在將是全面細致，實現真正賞析與點評的理論結合。”

　　“我還是希望詩歌創(chuàng)作能夠回歸傳統(tǒng)，那不是虛無的概念，要讓更多的人看到傳統(tǒng)的份量與價值。”交談最后，傅金城由衷地表示：“目前該書的出版準備工作已過半，案頭工作已基本完成，有望于2022年正式與讀者見面。”

　　蘭州日報社全媒體首席記者 李 超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