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鄉村發展軌跡的真切書寫——讀李明春《川鄉傳》

　　作者：王春林（山西大學教授，《小說評論》主編）

　　拿到這部長篇小說，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小說那不無特別的命名方式。所謂“川鄉傳”者，當然是要以長篇小說的方式為四川的鄉村樹碑立傳的意思。或許與鄉村社會特定的存在方式有關，舉凡關注表現鄉村生活的當代長篇小說，大多都會集中聚焦某一個具體的村莊。比如，柳青《創業史》中的蛤蟆灘，周立波《山鄉巨變》中的清溪鄉，陳忠實《白鹿原》中的白鹿村，賈平凹《秦腔》中的清風街，更有甚者，如趙樹理的《三里灣》或者賈平凹的《古爐》，干脆就把村莊的名字直接征用為小說的標題。從表面上看李明春似乎只是要集中筆力書寫表現帶有突出地域色彩的四川鄉村故事，但其實，正所謂“窺一斑而知全豹”，他的藝術“野心”絕不僅僅只是要寫出賨人谷這樣一個四川渠縣的鄉村故事，而是要借助對賨人谷這一具體“麻雀”的描摹，進一步輻射表現整個中國的鄉村世界。

　　作為一部試圖對鄉土生活做深度透視的長篇小說，整部小說的時間跨度長達四十余年，從最早包產到戶的1979年，一直寫到了晚近一個時期的精準扶貧，四十余年來中國鄉村社會所發生的那些重要歷史事件，諸如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外出打工、免征農業稅、精準扶貧等，都進入了作家的視野。就此而言，說《川鄉傳》較為全面地書寫了中國鄉村社會四十余年的生活變遷，當不為虛言。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于對包產到戶的藝術表現。

　　《川鄉傳》中關于包產到戶的書寫，是從一場非同尋常的鄉村葬禮寫起的。借助于曾楊氏后事曲折的處理過程，李明春巧妙寫出的正是社會政治已經發生的巨大變化。比如，小說中盡管曾楊氏的女兒為了母親的葬禮已經寄回了三百斤糧票、五百元錢，但最終結算的結果，卻還倒欠生產隊二百多斤糧、四百二十元錢。面對如此狀況，主人公歐陽生給出的解決方式是，誰要占曾楊氏空下的位子，誰就必須得同時承擔相應的債務。值此關鍵時刻，繁琴搶著替猶豫的母親應下了這筆看似沉重的債務。繁琴之所以不惜承擔重擔，也要去占據曾楊氏空下的位子，正是為了解決母親戴維婭的基本口糧問題。而這，正暗合了李明春關于包產到戶問題的長期思考：“抨擊‘大鍋飯’，我以為不能只盯住工分，要看見根子在分配……即使過來人，回望歷史，斷不能僅僅回首一瞥，容易偏見，應轉身直面歷史，看透風塵，從歷史積淀中打撈真相，如實呈現事物的前世今生。”毫無疑問，正是在如此一種真切而堅定的理性思考的強力支撐下，李明春在《川鄉傳》中的前三分之一部分對包產到戶這一歷史事件展開了入情入理的藝術書寫。

　　時過境遷，反身回望這段歷史，一方面緣于國家政策層面上的英明決斷，另一方面，更因為切合了如同賨人谷那樣的普通農民解決吃飯問題的迫切需求。李明春不僅有著長期的鄉村生活經歷，還曾擔任過農村基層干部，所以他不僅能夠從理性上深刻認識到基本口糧問題與包產到戶之間的內在關聯，而且能夠從世道人心的角度寫出這一歷史事件的必然性。然而，從更為闊大的歷史語境來看，當年為人心所向的包產到戶，所解決的是廣大農民的溫飽問題，溫飽之外，鄉村的下一步又該走向何處？這仍然是李明春所關注的問題。《川鄉傳》對鄉村發展軌跡的真切書寫，所傳達出的思想內涵，就是對未來的中國鄉村與農民向何處去這一根本問題的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