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中華文明的演進與選擇》出版

　　詩學批評的感性宗旨就是不斷去觸摸詩人的氣質、風格和審美追求。詩歌創作者和批評者的精神夢想一樣充滿無限魅力，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是一種人類高貴的念想，也是筆者研究西部許多詩人的真實感受。“河湟谷地——不斷返回的故鄉”，這故鄉在青藏高原，在河湟谷地，是詩人楊廷成現實生活的實有所在，更是其精神飛翔的巍峨高地。

　　1962年11月，楊廷成出生于青海省東部農業區的湟水河畔。1977年發表處女作以來，至今在《人民文學》《詩刊》《人民日報》《揚子江》《詩歌月刊》《鴨綠江》《詩潮》《綠風》《青海湖》等刊物上發表大量文學作品。出版詩集《雀啼民間》，散文集《風吹河湟》，報告文學集《巴顏喀拉雄風》等8部作品，主編、合編出版詩集《高大陸上的吟唱》《放牧的多羅姆女神》等10多部作品。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青海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獲首屆青海文學獎、第3屆中國長詩獎、第6屆中國當代詩歌獎、第8屆青海省政府文學藝術獎、2018新世紀詩歌特別貢獻獎、2020華語詩歌10佳詩集獎等多種獎項。詩人風馬曾在《文學報》以整版篇幅撰文評論說，楊廷成“不僅是個有著獨立品格的當代詩人，還是青海詩歌創作的推動者。”四十年如一日地耕耘勞作，楊廷成以他的詩人性情和獨具內涵的詩歌、散文創作，在當代中國文學園地贏得了贊譽。

　　中華文明人文葳蕤的表現之一，是中華大地上疊印著無數詩人的腳印，留下了他們難以數計的審美文字，還有琴棋書畫與山水一心的藝術沉淀。華夏漢唐，兩宋明清，東方這片大地上，歲月流變與詩詞歌賦相映成輝。“五四”新文化運動又增新機，白話新文學逐漸豐沛，傳播四海。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煥發新的力量。古老的西部，黃河源頭，祁連山下，無數的詩人吟唱生活的歡欣和悲苦，抒發時代的精神和情志。氣之動物，物之感人，這個名叫楊廷成的鄉村少年吹響春天的柳笛，成為漢代西征大將軍趙充國曾屯兵耕作之地的詩意守望者。

　　紫氣東來，絲路西去，青藏高原是詩性的高原，河湟谷地是詩人的福地。生命的疼痛在生活的表層和性靈的深層，涵養著詩人的審美性情。1989年，詩人王建民在《河湟文學論》里指出，河湟谷地是塊多民族雜居地，其獨特的文化形態和生存方式，構成了河湟文化的核心，文化的要義又在其精神活動，河湟的文化形態主要是河湟人的生存方式，也自然是河湟文學的本體和意義所在。河湟風俗的雜糅與其內部沖突構成了它自己的獨特性質。這樣的文化內涵和生存體驗在楊廷成的文學創作中有了別樣的個性化展現。借用詩歌評論家燎原的話說：“在楊廷成喜劇性的天性深處，伏藏著一種內核式的熱忱和定力，惟因如此，才使他將近40年持之以恒的鄉村題材的寫作中，自我造化為一個具有鮮明標識的詩人。”多民族雜居地獨特文化塑造了俠肝義膽的楊廷成，青春作伴，詩酒人生，恰恰對詩神一往情深。從不同批評的視角來看，40多年過去，詩人繪寫鄉野風情或者說鐘情于大地的審美個性更加鮮明和堅挺。

　　作家才旦在其長篇評述中說，這位從城市守望鄉村的詩人“孜孜不倦，無所以求地用詩歌的方式抒寫和贊美家鄉的大地，家鄉的父老，家鄉的山水草木，是對家鄉豐厚忠實的回報。”的確，楊廷成不為迎合某種適時的鄉土情懷，也不單是要在詩歌中實現對歷史語境的批評，而是要發揮鄉土詩歌本身所指向的鄉村特有景物和意象的表現。亦如評論家劉曉林所言：“現代漢詩在青海出現后，河湟的河流、塬地、溝壑以及人文歷史，依然源源不斷為生長于斯的詩人們貢獻著靈感與資源，雖然詩體、語言的形式和切入河湟生活的視角，隨時間的斗轉星移發生著變化，但濃厚的家園情懷，眷鄉戀土的內在取向沒有絲毫偏移，始終保持著從古至今，一切用善意書寫鄉土的文字，力圖與大地建立健康關系的基本品格。”猶如“史冊中記述的神農”，神性蕩漾的心靈貼近大地，構建精神的詩意空間，在河湟的鄉土風物中發現有意味的價值。

　　青海省作家協會原主席、詩人朱奇在一篇20世紀90年代寫的題為《河湟谷地的歌者》一文中，第一時間肯定了楊廷成詩歌創作的大地情懷，“那是泥土的氣息，芳草的氣息，瓜甜果熟的氣息，濃郁的鄉野的氣息。”

　　曾記得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熱潮所及，沒有人能置之度外——南涼舊地，古驛平安，當我從故鄉的村莊里讀到來自故鄉的詩人楊廷成的詩歌，有時候也從廣播文藝節目中聽到有人朗讀他的作品，有種莫名的內心的悸動。楊廷成從不隱瞞自己對鄉土的眷戀之情，詩人心靈澄凈的“鄉土風語”，“似有陣陣田野微風拂面而來，讓人陶醉其中。”這是詩人葛建中的評說認同。詩人懷戀故鄉的抒情文字里不僅僅是贊美，還有生命體驗的深度回訪，“青稞酒飄香，游子醉臥遠方……”

　　也就是說，詩意棲居的精神渴求滋養了“地之子”楊廷成執著而博大的鄉土情懷。搖蕩性情，其詩歌，其散文，就是詩人心靈貼近大地的深摯情感具象化的審美顯現。

　　評論家李丹夢在《別樣的“西部”——論楊廷成的詩》一文中精煉地概括說：“楊廷成的詩猶如高原的藍天，清新明朗。詩行里間或透出豪氣，那是來自灑脫與自得。”知他很久之后，再讀到這樣的評價，便不覺地心生贊同。河湟的風物深深涵養著詩人內秀的審美情懷，卻又遮掩不了高原男兒豪放的天性。文學抒情的輕與重，在詩人清新、質樸和醇厚的文字琢磨中流轉豐盈。

　　文學生態的培育和地域文化的建設，離不開批評的淘洗和肯定。昆侖月明夢高唐，書寫過許多詩詞歌賦的河湟大地，在砥礪奮進的時代大潮中破繭重生，獲得了地域文化的創新和蛻變，改變了貧困落后的經濟和文化面貌。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給千年絲路和大西北帶來發展的新機遇。筆者雖置身于故鄉之外，但時常遙想河湟四季，忍不住關心家鄉經濟和文化的再發展。欣聞中國詩歌學會授予我的故鄉青海省海東市平安區“中國詩歌之鄉”的稱號，這讓我們更加敬重楊廷成等為故鄉傾情書寫傳奇的詩人群體給家鄉帶來的詩意盛譽。

　　新文化建設，胡適先生特別注重史料留存。青年詩人、北京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王靜，西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祁芙泉遍查文學報刊，閱讀相關資料，認真編選了有關楊廷成詩歌創作的評論文章32篇。從地域文化和當代文學交融的角度說，這不僅是對詩人赤子情懷的觀照和禮敬，也是對這個時代的真誠回顧和禮贊。從更深遠的意義上來說，這自然會促進當代青海文學深耕細作的個案研究和在場批評積累，為我們探尋這位河湟之子的詩歌創作脈絡，留下一份可貴的記錄文本。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