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韻八記》：對，就是這幸福的感覺

　　《皖韻八記》 斯雄 著 安徽文藝出版社

　　  不管是否承認，一生當中，每一個人都在行走，在行走中迷失方向，在行走中目光堅定。哪怕是駐足發(fā)呆，那也是另一種行走，思緒的行走，甚至，有的時候，思緒的行走遠比腳步的行走更有意義。

　　  無一例外，中國的文化散文都是行走的發(fā)現(xiàn)，再推而廣之，世界上一切文史哲的成果都是行走的結(jié)果。“每每尋訪遺跡、翻看方志史料的時候，總不免讓我感嘆古人的了不起。”斯雄在他的新作《皖韻八記》“自序”中這樣說的時候，他的行走已經(jīng)具有了澄澈的意味。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外化于山川古建，內(nèi)凝于典籍經(jīng)史，甚至，像或明或暗的微星一樣藏在粗樸的族譜和簡陋的鄉(xiāng)間文書里。這就使得中國的文化愈發(fā)博大精深，而且玄機暗藏。“隨物賦形，人與山尚且能對上眼，說明確實有物我兩忘、身心俱悅的歡喜。”我就說嘛，《皖韻八記》與其說是斯雄先生《徽州八記》和《江淮八記》的續(xù)篇，不如說是他在行走中更多的發(fā)現(xiàn)，是更通透的“歡喜”。

　　  中國文化講求天工開物、道法自然。如果把各類生物也視作自然的一部分或自然的衍生物，其實人類是應該和各類生物成為朋友并從萬物中汲取智慧。在我的故鄉(xiāng)亳州市中心，矗立著一尊華佗的雕像，行色匆匆的華佗腰間掛著丹藥葫蘆，目視前方，一臉憂色。在亳州，最為當?shù)厝祟l頻提起并報以最大敬意的就是鄉(xiāng)賢曹操和華佗。而亳州之所以成為“中華藥都”，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華佗。每次仰視那尊雕像，我都在想，華佗留給亳州的，難道就是這樣一份名號？

　　  這個問題一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才有了明晰的答案。一個流傳頗廣的視頻顯示，在武漢市一個方艙醫(yī)院里，來自亳州市中醫(yī)院的一名醫(yī)生帶領(lǐng)患者和醫(yī)務人員練習五禽戲。很慚愧，自己在亳州的土地上行走了幾十年，竟然對五禽戲熟視無睹，竟然對華佗留給后人的這份豐功偉績視為當然。

　　  而同樣行走的斯雄卻以如炬目光發(fā)現(xiàn)了這則信息背后的宏大敘事，他在《五禽戲記》一文中，由這則信息生發(fā)，對五禽戲的歷史進行了爬梳，讓習練五禽戲的功效與一度困擾人類的新冠病毒碰撞，“在疾病面前，人類其實是很脆弱的。真要直面生死的時候，人的想法反而變得簡單了。首要的當然是活下去，進而肯定也會想到；早該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啊！”

　　  這是振聾發(fā)聵的喟嘆。在面對災難的時候，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路徑會發(fā)生潛移默化的改變，但我們在期待春暖花開的時候，是否道法自然？如果不能做到，是否退而求其次，去師法前人的優(yōu)秀遺產(chǎn)？所以，行走的另一面，就是把個體打開，去除人為設定的枷鎖。當然，這同樣需要腳力、眼力、腦力、筆力。因為生活從來不在別處，生活就在眼前，觸手可及卻又需時時追尋。

　　  還是2020年，淮河遭遇歷史上最大洪水。7月20日8時32分，“千里淮河第一閘”王家壩閘自1953年建成后第16次開閘，咆哮洶涌的洪水被“牽”進本為良田的蒙洼等7個蓄洪區(qū)。“為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蘇，這一次，又是蒙洼人含著眼淚扛起所有”，各種媒體上，類似的悲壯故事被反復提及。

　　  開閘的那一歷史時刻，我是在現(xiàn)場的，出于職業(yè)需要，也在第一時間采寫了報道。當時，斯雄先生也因為工作緣故在現(xiàn)場。但之后不久，他又寫了《王家壩記》，把看似新聞的邊角料整合出一篇極具史料價值和當下意義的作品，既有作者身臨其境的獨特感受，又有淮河和王家壩歷史的變遷，最難得的是那種伴隨著情緒的跌宕起伏后的理性思考。

　　  “遙看王家壩閘，如巨龍橫臥在蓄洪庫上游，確有拒水于千里之勢。站在閘的橋面上，雖然腳下洪水仍在咆哮，但已然不再感覺那么驚心動魄、提心吊膽了。”沒有到過王家壩，沒有親歷開閘那一刻的緊張焦慮，絕不可能有如此真切的感受。更不為人所知的，是流淌著災難和苦難的淮河從“十年九澇”到如今的安瀾，背后是久久為功的治理和智慧，“人和水都有了出路，不再爭奪發(fā)展空間，自然就能和諧相處了。”

　　  新聞是對現(xiàn)實的燭照和呈現(xiàn)，文化散文如何介入現(xiàn)實并為現(xiàn)實“兼收并蓄”，可能是當下很多書寫者必須要思考的問題。你可以因草木而歡喜，可以品茗而自得，可以經(jīng)山川而自樂，問題在于，如何把小歡喜變成大歡喜，如何把一人之樂演繹成眾人之樂，如何把個體自得上升為全體自得，一方面需要腳步向前，另一方面，恐怕還要把視線從內(nèi)向轉(zhuǎn)為外向。具體地說，新聞界慣常使用的“宏大敘事和微小切口”的合一，可能是對現(xiàn)實最好的表達。

　　  我一直認為，斯雄先生的職業(yè)習慣成就了他的行走，練就了他的深邃，而對文字的敬惜和執(zhí)著，又讓他的行走和行走中的發(fā)現(xiàn)有了厚重且色澤濃郁的“包漿”。《皖韻八記》中的《天柱山記》《六尺巷記》《“七仙女”記》《八公山記》等，莫不如此

　　  得知他要寫《天柱山記》，我是很為他捏了一把汗的，誠如作者所言，“一山而多名，背后一定有文章”，同理，一山而多名，先后一定也有無數(shù)名人“留下文章”，比如余秋雨的《寂寞天柱山》對很多試圖品讀天柱山的人來說就是一座“大山”。但斯雄先生另辟蹊徑，把眼光投注到天柱山下三祖寺旁的摩崖石刻上，尤其對“止泓”兩個大字情有獨鐘，這就很符合登山觀景的意趣了——埋頭登山，移步換景，唯于心儀的景色前久久流連，心心念念。一番和“止泓”遍歷千年的對話和會心之后，“心中默念‘止泓’，回看天柱峰，不免有望峰息心之慨。盤桓山谷泉邊，仿佛照見了自己的影子，不知不覺中，真要‘坐石上以忘歸’了”。

　　  這一番，登山如行云，文字如流水了。

　　  休謨在《人性論》中說：“當你能夠感覺你愿意感覺的東西，能夠說出你所感覺到的東西的時候，這是非常幸福的時候。”我同意。也因此堅定地認為斯雄是幸福的。

　　  據(jù)說，坐了江山后，朱元璋對劉伯溫說，原本是打家劫舍，不承想弄假成真。第一本《徽州八記》后，斯雄曾言之鑿鑿地謙稱“游戲之作”，誰知不久又有了第二本《江淮八記》，接著在他離開安徽后又推出第三本《皖韻八記》，而且篇篇是精品，篇篇被廣為傳誦。這種“弄假成真”，幸福的意味可想而知。

　　  疫情期間，已經(jīng)“行走”到吉林的斯雄通過微信發(fā)來一張照片，一改昔日的清癯，有些微胖了，襯以雜沓的胡子，反倒有那么一絲仙風道骨的意蘊了。他自嘲是“封城居家辦公的老人”，呵呵，這個人，分明是居家卻放飛思辨行走不已的小老頭嘛。（作者：常河，系光明日報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