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熱映的電影《長安三萬里》中，主人公高適讀的書里有一本《河岳英靈集》。

　　這不是編劇杜撰，而是真實存在的古籍，被公認為是盛唐時期最優(yōu)秀的詩歌選本，共收入詩人24人，幾乎囊括了盛唐時期詩壇精英，選詩234首（今存230首）。所選詩人有李白、王維、王昌齡、孟浩然、岑參……甚至還有高適自己。涉及的詩人大多數都在電影里出現(xiàn)過。

　　此書是天寶末年，“丹陽進士”殷璠編選的。殷璠的生平，今天知道的不多。需要說明的是，唐人選唐詩，殷璠不是第一人，他之前至少還有12種選本，但那些書要么亡佚不存，要么殘缺不全，要么水平不高。而《河岳英靈集》能流傳后世，把盛唐詩壇的精彩紛呈牢牢留存在歷史的底片上，不光是由于“同行幫襯”，其本身頗有特出之處。

　　這特出首先體現(xiàn)在文獻價值上——保存了若干唐代詩人的詩。其中如賀蘭進明、李嶷等好幾位詩人，最初就是《河岳英靈集》記錄的，然后被宋代《唐詩紀事》采錄，清代《全唐詩》又根據《唐詩紀事》加以選錄。因此，《河岳英靈集》為這些詩人留下了最初的印跡。

　　其次，殷璠對所選詩人的品評十分到位，精確恰當，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凡所品題，類多精愜。”

　　這種精當，來自理解和共情。

　　可能是由于殷璠本人仕途不順，遭際落魄，他特別青睞懷才不遇、沉淪下僚的詩人——五品以上官員比如張說、張九齡、賀知章的詩歌，殷璠一首也未選。書中所選作家，除了李白受到過唐玄宗的召見，短時期內在宮廷供職以外，其他這些盛唐代表詩人，在殷璠選詩之際，或是職位不高，或根本就是一介平民。

　　全書開篇第一人常建，殷璠就說他“高才而無貴仕”。即便李白，在宮廷的生活也不得意，終于離開。對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發(fā)出這樣的議論：“故所錄皆淹蹇之士，所論多感慨之言。”

　　還以常建為例。殷璠在評論其人其詩時，思維不由自主地發(fā)散開來，勾連起同樣遭遇的前代詩人：“曩劉禎死于文學，左思終于記室，鮑照卒于參軍。今常建亦淪于一尉，悲夫！”曩就是從前的意思，文學、記室、參軍都是基層官員，劉禎、左思、鮑照皆為唐代之前的著名詩人。

　　不過正因為有此經歷，詩人的作品才有可觀之處。殷璠接著評說常建的詩：“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至如‘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數句，并可稱警策。然一篇盡善者，‘戰(zhàn)馀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屬思既苦，詞亦警絕。潘岳雖云能敘悲怨，未見如此章。”潘岳是西晉文壇領袖。在殷璠看來，常建作品中表達的悲怨，潘岳都比不了。

　　從對常建詩歌的品評，可以看出殷璠論詩和詩人的總體路數——不是空發(fā)議論，而是結合詩人作品夾敘夾議，并與其他詩人進行比較。

　　第三，《河岳英靈集》的理論價值不可忽視。殷璠不滿足于單純的選詩、評詩，還提出自己的詩歌主張——興象說、音律說，鮮明地反映了盛唐時代詩歌高峰期的創(chuàng)作特色和理論特色。

　　在書中，殷璠提出“文有神來、氣來、情來”的觀點。這說明他看到了盛唐詩人昂揚的獨特個性，因為神也好，氣也好，情也好，都是作家的主體精神面貌。

　　在殷璠那里，神、氣、情是統(tǒng)一的。神代表了一種超然物外的境界，給詩以深度；氣偏重于表達抑郁不平，給詩以氣勢；情著重于作家對外物和自身的感受，給詩以情懷。三者結合起來，成為一個整體，使得盛唐詩歌既有神理，又有力量，還富于情致。這是對盛唐詩歌特征給予了理論上的解釋與說明。

　　以“氣”為例，殷璠評詩注重氣骨。比如說薛據，為人骨鯁有氣魄，其文章也是如此。因為不能早些顯達，他很傷感，寫下《古興》這首詩：“投珠恐見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舉，功成嘆何及。”怨憤頗深。

　　殷璠因為賢人沉淪、懷才不遇而憤慨于社會的不公，因此無論選詩，還是評論，不避“怨憤”，主張“志不拘檢”，也就是說，只要胸懷大志，行為上不必過于苛求。

　　因此，對李白，稱贊其“率皆縱逸”；評王季友，肯定他“愛奇務險”；聊高適，說他“不拘小節(jié)”，“甚有奇句”；品祖詠，認為他“調頗凌俗”；論岑參，是“語奇體峻，意亦奇造”；對當時并不著名的李嶷，稱他“翩翩然佚氣在目”……

　　翻看全書之后，相信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么書中沒有收錄杜甫的詩？對此有分析認為，杜甫是大器晚成的詩人，其作品受到廣泛推崇是他去世后很多年的事。在盛唐詩壇，杜甫的名望不高，自然入不了殷璠的法眼。這一點，跟《長安三萬里》中，杜甫不是主角，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