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黃金∶茶葉帝國》[英]艾倫·麥克法蘭 艾麗斯·麥克法蘭 著 扈喜林 譯 周重林 校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謝彩

　　19世紀中期，塞繆爾·鮑爾將《茶經(jīng)》引進英國，并將陸羽稱為“有學問的學者”。《茶經(jīng)》能在全球傳播，的確拜茶葉的風光所賜。作為一種既古老又現(xiàn)代、天然適合國際傳播的全球化商品，茶葉很快征服了歐美的學者和社會名流。茶的異國情調(diào)、社交功能、藥理作用等，都令海外茶客著迷，這是陸羽在大唐撰寫《茶經(jīng)》時所無法預見的。

　　假如陸羽生活在后工業(yè)時代，英語講得足夠好，科研經(jīng)費雄厚，時間自由、機票自由、買書自由，能夠自由出入全球各緯度的茶山、茶廠，那么，他用英語寫一部全球版《茶經(jīng)》，想必不成問題。

　　沒錯，有些海外學人就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干的。全球化時代的海外漢學家，倚靠各種基金會的贊助，在續(xù)寫《茶經(jīng)》的賽道上前赴后繼，不斷卷出新高度。

　　茶葉帝國的崛起：英國“茶二代”眼里的“魔水”

　　陸羽寫《茶經(jīng)》的初衷有二：一是告知世人種茶、制茶、煮茶及品飲的方法，二是將飲茶這一行為上升到人格的完善、美學情操的建設層面，推廣禪門茶道。

　　然而，當海外學人嘗試將《茶經(jīng)》升級、擴容為全球版時，他們開辟的新賽道其實是危險的。當茶文化成為海外漢學領(lǐng)域的“學術(shù)生產(chǎn)驅(qū)動力”時，任性擴容、自說自話等神奇操作往往也應運而生。在這種學術(shù)氛圍之下，英國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及其母親所著的《綠色黃金：茶葉帝國》算是一股清流。

　　艾倫·麥克法蘭是一位茶廠經(jīng)營者的兒子，1941年出生于印度阿薩姆邦的西隆。身為“茶二代”，艾倫·麥克法蘭擁有得天獨厚的30年田野調(diào)查經(jīng)驗。與印度茶農(nóng)大量接觸的閱歷，為其寫作積攢了一手材料；而成年后在牛津和劍橋接受過的苛刻學術(shù)訓練，則令他能游刃有余地對歷史文獻抽絲剝繭，將紙上的材料與活色生香的經(jīng)歷互為印證。最終，他在《綠色黃金：茶葉帝國》中，以文字重繪了英國的殖民地圖，揭示了茶在印度的種植和加工細節(jié)，以及茶對這個行業(yè)里的勞工和鄰人產(chǎn)生的影響。

　　德·昆西將茶湯稱為“魔水”——歷史上由于缺乏城市供水和排污系統(tǒng)，霍亂、痢疾成了人類常見的“殺傷性武器”。人類要想喝到安全的飲用水，往往只有一個可行方案，就是喝茶。這也是英國人在工業(yè)革命時期積極推廣飲茶的重要動因。而艾倫·麥克法蘭則通過考察印度近200年來的茶園經(jīng)營史，發(fā)現(xiàn)了一個悲慘的事實：茶葉天然具有的強大殺菌功能，在給人體帶來積極功效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環(huán)境壓力和人力剝削。阿薩姆邦諸多茶園勞工的平均生活水平令艾倫·麥克法蘭震撼：“我立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去讓那些住在骯臟逼仄的貧民窟的人們生活得好一些。”

　　艾倫·麥克法蘭的母親也曾立下過類似誓言，但她的各種努力均以失敗告終：“茶園有一千多個孩子，但小學的面積只有我們客廳那么大……不管他們上不上學，父母親都看不到他們在茶園之外的世界有什么未來。我可以自己花錢買橡皮泥和課本，但他們就是不肯來上學。”

　　艾倫·麥克法蘭在寫作中嘗試回答尚未有人提出過的一些問題：英國人是否因喝茶而從一個一度具有侵略性、好斗、喜歡吃紅肉、喝啤酒的民族變得溫文爾雅起來？大英帝國為何將觸角延伸到印度并開辟大面積的茶園？這些問題，是陸羽始料未及的。在陸羽的大唐，“殖民地”概念是不存在的。而19世紀的英國人，為了降低從中國進口茶葉的成本，致力于尋找能大量種茶、制茶的殖民地，以期替代中國。當英國人在印度阿薩姆邦發(fā)現(xiàn)野生茶樹并大面積開辟茶園的時候，就意味著從前能為大清創(chuàng)造巨額外匯的茶葉，將不再是清朝的“綠色黃金”。

　　《綠色黃金：茶葉帝國》回顧了英國的殖民史，還深入探討了英國境內(nèi)茶葉的來源與飲茶儀式——艾倫·麥克法蘭無疑借用了陸羽的框架，寫出了這本英國版《茶經(jīng)》。哦，對了，陸羽《茶經(jīng)》英文版譯名正是The Classic of Tea:Origins and Rituals（《茶經(jīng)：起源與儀式》）。

　　為了一壺茶，人類可以瘋魔到什么程度？

　　荷蘭學者喬治·范·德瑞姆覺得有必要做個全球版《茶經(jīng)》。歷時30年，《茶：一片樹葉的傳說與歷史》終于問世。中譯本134.1萬字，從體量來看，字數(shù)是英國版《茶經(jīng)》的六倍多，是陸羽《茶經(jīng)》的191倍。全書12章，前六章相當于陸羽《茶經(jīng)·一之源》的擴展版，作者以浩瀚篇幅重繪了茶葉在全球生產(chǎn)、傳播的地圖和時間軸。

　　喬治·范·德瑞姆以俏皮文風寫就的大部頭巨著，金句頻出，看似云淡風輕，但是，這種舉重若輕的風格背后的代價，是30年的田野調(diào)查與艱巨努力。雖然出行有飛機、搜集資料有互聯(lián)網(wǎng)、寫書有電腦，但是，若從調(diào)研的難度系數(shù)和艱苦指數(shù)來看，這部全球版《茶經(jīng)》與大唐陸羽歷時30年用腳步丈量中國領(lǐng)土、用毛筆寫作、廢稿無數(shù)的艱辛程度相比，可謂不分伯仲。

　　這部體量豪橫的全球版《茶經(jīng)》也再次證明了一點：陸羽提供的理論裝置和研究框架非常好用。畢竟，全球化時代的茶文化研究者，仍然要解決陸羽當年試圖解決的核心問題：如何能喝到一壺好茶？如何在飲茶的同時不傷害環(huán)境？

　　圍繞核心問題，還得解決若干衍生問題：好茶的標準是什么？全球化時代的茶葉種植、生產(chǎn)流程能否“天下大同”？茶園該如何打理才算是“可持續(xù)發(fā)展”？

　　最近這400年來，一個龐大的集生產(chǎn)、運輸、拍賣、廣告、銷售為一體的茶葉產(chǎn)業(yè)已經(jīng)形成，并左右了很多國家的內(nèi)政外交。

　　茶葉消費模式的巨大轉(zhuǎn)變，給地球帶來了更大挑戰(zhàn)。在只有風爐和茶壺、茶碗的大唐，禪門茶道成為藝術(shù)生活的標桿。那時沒人倡導“慢生活”理念，因為時間軸的推進本來就不快。陸羽在寺院里跟皎然的朋友們對飲、寫詩，有時一坐就是半天。而在一次性紙杯、茶包盛行的當下，詩歌只是印在瓶子的標簽上用于促銷的手段。

　　時至今日，茶文化研究者的話語體系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從“茶道”發(fā)展到“茶氨酸”“兒茶素”“茶黃素”“茶紅素”等——充斥著化學感的詞匯在學術(shù)刊物中大行其道，名為“茶科學”的新學科也應運而生。陸羽當年在《茶經(jīng)》中提及煮茶時適當加點鹽的做法，也得到了合理解釋：這么做，可以給人體補充電解質(zhì)。陸羽用“一沸”“二沸”“三沸”描述的不同水溫狀態(tài)，在現(xiàn)代溫度計和恒溫控制器的協(xié)助下，也有了精確的數(shù)據(jù)支持：大抵涵蓋了75-100度的水溫范圍。

　　茶學和茶科學的研究范圍雖有重疊，但其實區(qū)別還是很大，茶學研究往往是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擅長的領(lǐng)域，而茶科學則通常是理工科出身的科學家們的特長。喬治·范·德瑞姆懷著一網(wǎng)打盡茶文化所有關(guān)鍵詞的野心，對于兩者都有深度涉獵，他對于全球化時代茶業(yè)生產(chǎn)、供銷鏈上所有環(huán)節(jié)做了事無巨細的復盤，并將近年來茶科學的研究成果也做了充分的盤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他這本書堪稱現(xiàn)代版的“茶文化百科全書”。

　　延續(xù)《茶經(jīng)》的努力，升級找“茶”的技術(shù)含量

　　陸羽在《茶經(jīng)》中雖然指出了“茶”字在漢字中的近親有哪些，但他并沒有點明“茶”字到底是什么時候通行于世的，并且，陸羽也不可能追溯其他國家的“茶”字詞根是如何演變的。

　　喬治·范·德瑞姆接過了陸羽傳來的接力棒。值得一提的是，他早年專注于語言學研究，曾為林布語、杜米語、邦唐語、宗喀語等寫過若干語法書，還收集過以前不為科學所知的洛普語、工德語、黑山門巴語的第一批語言數(shù)據(jù)。

　　語言學家的專業(yè)素養(yǎng)，對于喬治·范·德瑞姆寫作全球版《茶經(jīng)》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競爭力。他在《茶：一片樹葉的傳說與歷史》的第一章中，梳理了源于古跨喜馬拉雅語系、古澳亞語系的“茶”字詞根，以及中國“茶”字在古代和現(xiàn)代詞根的發(fā)展脈絡，并充滿自信地給出結(jié)論：“語種的多樣性表明定居在東喜馬拉雅走廊的諸多人群都是非常古老的，而今天的中國、老撾、緬甸和印度都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

　　陸羽當年在《茶經(jīng)》中語焉不詳?shù)?ldquo;茶”字的真實起源，其實是學術(shù)懸案。海外學人也一直想搞明白這個問題。利瑪竇1610年在北京去世前指出：“茶”這個漢字本身并不古老，因為無法證實這個漢字在唐朝中期之前就已存在。

　　重返歷史現(xiàn)場，需要學識，更需要想象力。喬治·范·德瑞姆兩者兼具。目前唐朝《茶經(jīng)》的刻本或手抄本已不復存在，市面上流傳的《茶經(jīng)》一般以南宋咸淳刊《百川學海》本為底本，參校明代以來的多種版本。所以，圍繞“茶”字源起的懸案，仍未告破。而喬治·范·德瑞姆以令人驚嘆的淵博學識與洞察力，對于“茶”字的來源，給出了自己的判斷：“茶”字有可能就是陸羽的朋友皎然造的。他給出這一猜測的主要依據(jù)是出土文物，尤其是石碑上刻文的變化。在鐫刻于公元779和798年的石碑中，茶以“荼”的形式出現(xiàn)。但公元841年和855年的石碑以及后來的石碑中，則都寫作“茶”。也就是說，作為現(xiàn)代漢字的“茶”字，在陸羽《茶經(jīng)》之前，并沒有出現(xiàn)的證據(jù)。

　　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古漢語中，由同一個表意文字來指代、表示兩種截然不同物質(zhì)的情況是存在的。“荼”字就有多種含義。皎然很有可能就是在指導陸羽寫作《茶經(jīng)》的時候，作出了一個大膽發(fā)明：將有多種含義、容易讓讀者迷惑的“荼”字減去一橫，換成“茶”字，專用于指代陸羽研究的那種飲品。

　　喬治·范·德瑞姆帶著歷史學家的宏觀視野與語言學家的細膩筆觸，縱橫古今，跨越學科界限，耗費30年心力完成了《茶：一片樹葉的傳說與歷史》這部巨著，但無論其研究怎么全面，總體而言，仍然是夾雜著選擇性抽樣樣本的研究結(jié)果。值得贊嘆的，不止是他的淵博知識與匠人精神，還包括其寫作初心。面對人類集體掠奪所造成的地球生物圈變化，無論我們承認與否，我們現(xiàn)在都是在一個宏大的實驗場中充當試驗品。他的寫作，或許能為改變?nèi)虿栊袠I(yè)的盲目競爭情形做一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