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體武譯《我獨自一人面對嚴寒——曼德爾施塔姆詩歌全集》書影。

　　劉象愚譯《尤利西斯》書影。（均出版方供圖）

　　　　■本報記者 姜方

　　　　面對一本大部頭外國名著，你是愿意翻開細讀，還是選擇直接刷一條五分鐘快速解讀的短視頻？有了人工智能翻譯軟件后，作為一名翻譯工作者還有什么“核心競爭力”？在昨天由上海譯文出版社主辦的第二屆“譯文雙年選”主題沙龍上，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領銜的文壇譯界“全明星”們，紛紛對當下翻譯乃至經典閱讀所面臨的種種困惑予以高度關注。

　　　　大量文學經典被搬上銀幕或熒屏，而全媒體時代“幾分鐘帶您閱讀XXX世界名著”之類的短視頻，愈發讓很多人難以耐下心來去細品譯作中的文字。與此同時，隨著人工智能翻譯軟件的廣泛運用，不少年輕譯者開始依賴科技產生的“便捷”與“效率”，大量“正確但平庸”的翻譯遮蔽了譯者個性化、充滿靈氣的譯筆。面對全媒體和數字科技帶來的種種變化，專家學者們認為更加需要為深度閱讀和優秀翻譯正名，正如李敬澤所言：每一個譯本自有價值，因為就在這個譯本上，漢語的鋒刃，漢語新的可能性又得到一次磨礪，又得到了一次閃亮。

　　　　全媒體時代，文學翻譯正面臨不可逆的改變

　　　　這個時代，觀看影視劇幾乎已成為閱讀經典的“平替”，而這“終究是退而求其次的辦法”。作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語出驚人。大學開設的英美文學課程上，她建議學生閱讀簡·奧斯汀的小說《傲慢與偏見》，令她哭笑不得的是，不少學生以看過同名電影而等同于“讀過”原著。“有的學生看的是1995年BBC電視劇版，也行吧，至少這個影視改編版本還不賴。”以此自我安慰的毛尖言語間透著無奈。她直言，有時一些熱門影視作品會引用莎士比亞《理查三世》《李爾王》的臺詞，還能“引領對此有興趣的學生去讀點莎翁原著，也算是好的現象”。

　　　　“今天我們在這里所談論的文學，指的是那些充分經典化、秩序化，有來路、有去處，一碼一碼白話文的文學。然而在短視頻時代、多媒體的時代，人們的知識結構已經變了。”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李敬澤認為經典的、傳統的形式，可能有朝一日會變得面目全非。“怎么能夠15分鐘就講完《紅樓夢》呢？后來有人告訴我說，不僅15分鐘能講完，8分鐘、5分鐘也能講完，這也不是我能接受的。”但他又覺得，“這里面可能包含著新的秩序結構，這個時候很多人就是需要這樣的方式，當然現在的方式可能是粗糙的。”但是李敬澤相信并期待著，這個時代或下個時代里能出現“絕頂聰明的人”，“把當下這些散亂的、沒有充分自覺性的形式，錘煉出一個屬于全新的、有利的，甚至具有未來經典性的形式”。

　　　　文學翻譯作品的接受方式正在發生變化。而對于譯者來說，因為人工智能翻譯軟件的發展，作品的翻譯過程和效果也引發了業內的不同看法。“比如DeepL號稱是全世界最準確的翻譯工具，但是根據我的使用體驗，通過軟件翻譯的句子往往正確但平庸而無趣，它在用詞的選擇上也非常機械化和單一，更別提對一些成語、習語的生動表達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南京編譯中心主任陸大鵬表示，很多翻譯工作者通過長時間的大量閱讀和翻譯，積累起對譯文的鑒賞力，然而越來越多年輕人不愿意自己花力氣翻譯，而是選擇“偷懶”、依賴翻譯工具。“長此以往，譯者將會喪失感知美好文字的慧眼，也許未來會出現大量通過軟件翻譯而來的平庸文字，這才是令人擔心的。”

　　　　當下我們能從閱讀經典文學翻譯作品中獲得什么

　　　　對中文寫作者來說，文學翻譯作品的學習必不可少。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大學教授畢飛宇說自己的寫作動力“絕大部分要歸功于翻譯”，“我作為寫作者，沒有把大量的時間放在翻譯文學的閱讀，這是不可想象的。”他對文學翻譯作品不僅重視而且十分“講究”，“閱讀經典的外文小說，我認為最起碼要看兩個譯本”。他尤其享受閱讀不同譯本的過程，“哪怕是遇到了一些構成障礙的地方，也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愉悅”。

　　　　畢飛宇以法國作家福樓拜的長篇小說《包法利夫人》為例，翻譯界泰斗許淵沖先生的譯本中有一句“面對小把戲的時候”，按照通常的理解，小把戲指一種手段。“根據語境，文中此處明明是在描寫孩子，為什么要寫小把戲呢？”在閱讀時感到疑惑的畢飛宇，后來了解到許淵沖先生是江西人，“江西人把孩子說成小把戲，文中寫‘面對小把戲的時候’，其實指的就是面對小孩子”。正是在許淵沖的這個譯本里，畢飛宇感受到了中國方言的特別之處，“這是一個非常微不足道的點，但又讓我在剎那間獲得了特別開心的閱讀體驗”。

　　　　畢飛宇的“講究”，其實蘊藏了由經典作品重譯版本之間比較閱讀而產生的豐富意義。而在上海翻譯家協會會長、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德文系教授魏育青看來，“一種譯本無法體現原著全部的角度，一個譯者也不可能讓譯作像畢加索的立體主義畫作一樣，完全鋪平了呈現在大家眼前，而重譯的意義就在這里”。魏育青以德國大文豪歌德創作的悲劇《浮士德》為例，郭沫若去世之前的很長時間里沒有其他公開的譯本。“等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僅在上海就一下子出現了五六個《浮士德》的譯本。如錢春綺的譯本對《浮士德》復雜的詩體結構是亦步亦趨呈現的，而有的翻譯家則是用散文體翻譯的。”如果有心的讀者能品讀各種不同的譯本，將有助于看清《浮士德》這部杰作的全貌。

　　　　“如果我家里掛著一幅畫，我希望知道它是誰畫的——來自一個具體的人，而不是一件機器。同樣，當我閱讀一部文學作品，我希望它背后有一個確切的作者，如果是翻譯作品，我希望背后也有一個確切的譯者。”李敬澤毫不諱言，當下譯者的水平確實有高有低。“水平低的時候，我心里會嘀咕，這譯的啥？水平還不如我！水平高的時候，我會沉迷。”但無論譯者水平如何，歸根結底，譯者和讀者通過文學翻譯作品，構建起了人與人的關系、心與心的聯結，一種建立在文字之上甚至能夠觸及靈魂的情感體驗。

　　　　昨天，沙龍上頒出了第二屆“譯文雙年選”獲獎作品。本屆共有17部作品入圍，語種包括英、法、日、俄、德、意等六種語言。長篇小說《海邊》《尤利西斯》《血清素》《如何帶著三文魚旅行》，詩集《我獨自一人面對嚴寒——曼德爾施塔姆詩歌全集》，書信集《赫爾曼·黑塞與托馬斯·曼書信集》《親愛的邦尼，親愛的沃洛佳：納博科夫—威爾遜通信集，1940—1971》，以及非虛構作品《尋味東西：扶霞美食隨筆集》入圍決選。最終，獲獎作品為鄭體武先生翻譯的《我獨自一人面對嚴寒——曼德爾施塔姆詩歌全集》和劉象愚先生翻譯的《尤利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