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亞洲大陸深處砂礫鋪地的戈壁灘上，有一座古老的城市銜接東西、跨越古今，歷經風沙雕琢和歲月洗禮，為我們留下了豐富而珍貴的歷史遺跡和文化遺產。這座城市就是絲路明珠——敦煌。

　　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曾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

　　敦煌，無數中國人為之魂牽夢縈。近年來，到敦煌一睹九色鹿和飛天風采的游客絡繹不絕，眾多學者更是將研究方向對準歷兩千年之久的這顆絲路明珠。日前，由學者鄭炳林教授主編的七卷本《敦煌通史》和高級記者劉詩平、歷史學家孟憲實合著的《尋夢與歸來》，不約而同地與讀者見面。皇皇巨著中，兩千年間敦煌的人、事、物活靈活現，也將中國的敦煌學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者：宋喜群（光明日報主任記者）

　　鄭炳林主編，魏迎春、李軍副主編的《敦煌通史》，日前由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全書體量龐大、內容豐富，是一份關于敦煌古代歷史令人滿意的答卷。全書以敦煌為視角，將中西方交流、絲綢之路興衰、蒙古高原與青藏高原碰撞等諸多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一一呈現，全面揭示了古代敦煌的歷史。此外，又通過簡潔流暢的文字將一個個動人故事和歷史事件鋪陳開來，展現于世人眼前。

　　古代中國銳意進取的見證者

　　古代敦煌是中西交通的樞紐、民族交融的樂園、多元文化匯聚的舞臺。自漢武帝開拓河西，敦煌就成為中原王朝向西北和西域地區延伸影響的觸手。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原統一政權或區域政權往往在強盛時能夠將西域（狹義）地區納入統治，而至衰落期則將敦煌作為西北統治邊界。

　　自西漢開始，敦煌的玉門關、陽關就被視為中原與西域交界。鄭炳林《敦煌通史·總序》言道：“敦煌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中國西北史的縮影，也是中原王朝與西域的關系史。因為從西漢開始到唐代，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基地就是敦煌。”敦煌地區作為歷代中原政權向西延伸勢力和影響的前沿基地，見證了古代中國銳意進取、由弱變強，一次次從逆境中崛起而成為世界強國的偉大歷史進程。

　　漢朝時期的敦煌不僅是經營西域的基地，同時還兼有經略匈奴、鮮卑與南羌之責。當然，敦煌最重要也是無可取代的歷史使命還是經營西域。誠如鄭炳林、司豪強《敦煌通史·兩漢卷》“結語”所言：“如果說敦煌郡在對付匈奴、諸羌方面只能視為眾多的沿邊軍事基地之一，那么在經略西域方面，敦煌郡可謂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主導作用。”這一歷史定位，自西漢置郡始終伴隨著敦煌，并在后世不斷加以完善。

　　《敦煌通史·兩漢卷》還指出，“敦煌成為華戎交匯之都會并非只是形容東漢時期的情況，早在西漢經敦煌開辟西域南北道后，敦煌已經開始逐漸成為東西方交流通道——絲綢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中華文明的向西探索以及尋求與西方對話，在西漢時不僅體現在設置敦煌郡并將西域納入統治，還表現在漢武帝的黃河探源活動和中西使客頻繁經敦煌往來。漢朝以后，無論是魏晉五涼，抑或北朝隋唐，無不通過敦煌經營西域，通過敦煌進行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足見敦煌扮演著古代中國銳意進取的“見證者”這一重要角色。

　　諸民族競相綻放的都會

　　對古代敦煌地區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問題的關注，是《敦煌通史》的重要內容。自西漢至明清，敦煌地區始終是多民族活躍的舞臺。

　　秦漢之際，敦煌生活著月氏人、烏孫人，其后匈奴入主河西，敦煌為其所控。漢朝奪取敦煌后，又有漢、羌及西域諸國之人長期居住于此地。

　　魏晉北朝時期，西域粟特人大量入華，定居敦煌，成為當地重要的社會力量，反映了敦煌諸民族的深層次融合。隋唐時期，多民族聚居的敦煌繼續發展繁榮，直至安史之亂爆發，敦煌乃至河西的境況急轉直下。唐朝抽調河隴駐軍赴中原靖難，致使吐蕃乘虛而入，于貞元二年（786）占領敦煌，敦煌進入吐蕃統治時期，及至大中二年（848）張議潮舉事收復，凡62年。

　　吐蕃統治下的敦煌社會，既有上層制度大刀闊斧的改制，也有社會生產領域對唐前期的繼承和延續。陳繼宏《敦煌通史·吐蕃卷》提到吐蕃占領敦煌初期推行部落制，“一方面采取‘只更名、不改制’的保守策略，在敦煌設立蕃名唐制的所謂‘鄉部落’，又以僧尼部落和道門親表部落管理宗教人口；另一方面依靠原有行政組織進行檢閱戶口、重新編造戶籍的工作，并派遣吐蕃官吏擔任監部落使對占領區民眾加以監管。”這種唐制、蕃制的碰撞與結合，是蕃占時期至歸義軍統治時期敦煌地區民族融合的典型特征。

　　此后敦煌又相繼為西夏、蒙元統治，民族交往、融合趨勢進一步推進。明代，敦煌民族情況又為之一變。陳光文《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介紹，“明軍攻克敦煌并劃嘉峪關而治后，敦煌當地族屬和人口出現明顯變動。關西地區成為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的耕牧區域，而漢人數量幾乎流失殆盡。”于是蒙、藏等民族取代漢人占據敦煌人口主流，成為明代敦煌民族情況的新特點。明嘉靖七年至清康熙三十五年（1528—1696）間，敦煌有西域吐魯番部眾時來活動。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起，清朝開始在關西地區逐步設立行政建置。與此同時，清廷組織甘肅各地百姓向敦煌進行大規模移民。于是，漢人與其他少數民族混雜而居的局面再次在敦煌出現。

　　《敦煌通史》對敦煌地區漫長歷史時期民族狀況的考察，證明了敦煌是“華戎所交”諸民族競相綻放的都會，這一歷史定位自漢以降，始終不曾動搖，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出各自鮮明的特色。同時，古代敦煌地區民族發展演變歷程也是中國古代西北地區民族遷徙、演變、交往、融合的一個縮影。敦煌璀璨輝煌的歷史是多民族共同努力奮斗的結果，以小窺大不難得知中華文明在漫長歷史時期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離不開眾多古代民族的辛勤付出。

　　多元文化爭奇斗艷的寶庫

　　古代敦煌頻繁經歷著民族流動和人口遷徙，不同地域、種族、階層的人群來到敦煌，給敦煌帶來了不同的文化風俗和宗教信仰，使敦煌歷史的各個階段呈現出異彩紛呈的特點。

　　西漢長期對敦煌進行移民實邊。中原移民將漢地文化風俗和生活習慣帶到敦煌，與當地月氏、羌等民族的傳統習俗相結合，兼其受西域文化影響，使敦煌文化自誕生之始就帶有顯著的多元文化特色。

　　魏晉時期，敦煌文化成就更加輝煌。杜海《敦煌通史·魏晉北朝卷》從儒、釋、道三個層面探討了此時期敦煌多元文化的蓬勃發展。多元文化在敦煌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書中介紹“敦煌文化兼收并蓄，佛教文化亦漸趨繁榮，與之相關的造像、石窟、壁畫，乃至有關的習俗節日、思想文化觀念等都表現出文化融合的特點”。而道教文化進入河西后，“為迎合河西民眾祈禱祭祀來消弭災禍心理，吸收術數文化，將推算、讖言等方式貫穿至教義中，推動其知識與邏輯近于一般常識與普遍理念”。這揭示出敦煌文化兼收并蓄、海納百川的特點。

　　隋及唐前期，敦煌地區儒、釋、道仍舊呈現出欣欣向榮、相互融合的局面。同時，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在敦煌傳播、發展。三夷教進入敦煌，為敦煌文化的發展增添了一抹新的亮色。

　　吐蕃占領敦煌時期，其文化制度深深影響了敦煌地區，到張氏歸義軍統治時期又有回鶻等其他少數民族文化對敦煌產生影響。曹氏歸義軍時期，崇尚佛教，而此時敦煌在文化表現形式上趨于單調。杜海《敦煌通史·五代宋初歸義軍卷》強調：“隨著中原王朝的衰落，敦煌地區儒家文化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發愿文……在其相對模式化的套語中，也體現出儒家忠孝、仁義、民本等思想特征，在歌頌具體人物時，這樣的語言表述是其核心成分。”由此觀之，盡管儒家文化難以在敦煌居于主導，但這并不妨礙傳統中華文化的基因滲透到敦煌文化的各個層面，以至佛教文化中也到處都有儒家文化的影子。

　　西夏、元朝時期得益于統治者支持，敦煌佛教盛行。《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對西夏元明清的宗教信仰和藝術創作進行了細致清晰的總結，稱：“西夏、元朝時期敦煌佛教信仰氛圍濃厚，藏傳佛教也在當地得到了較快傳播，敦煌石窟出現了藏傳風格洞窟并取得了新的藝術成就……元代敦煌除了佛教信仰外，還有景教信仰。明朝時期，雖然敦煌一帶耕牧的蒙古族、藏族部眾大多信仰佛教，但這一時期莫高窟已無洞窟營建和藝術創作。而在明朝遷民棄土、關閉嘉峪關后，莫高窟徹底成為香火冷清的荒剎……堪稱敦煌石窟藝術史上最為黯淡的時期。清代隨著大量移民的到來和社會經濟逐步恢復……由于清代敦煌百姓多由甘肅貧困地區移居而來，因而當地民眾信仰呈現出佛教、道教以及民間信仰雜糅的面貌。莫高窟也基本沒有藝術創作，只進行了大量的重修和裝飾活動，同時窟內大量游人題記也反映出清代莫高窟信眾游客的絡繹不絕和香火旺盛。”

　　古代敦煌既有傳統儒、釋、道等三教文化傳播，又有三夷教進入，同時中原與月氏、匈奴、羌、回鶻等少數民族的文化在此地碰撞、交流、融合。從整體上看，佛教文化長期在敦煌盛行，因此五涼時期開鑿的莫高窟才能歷代接續，綿延千年，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石窟藝術的寶庫。

　　總體來看，鄭炳林教授團隊經過十余年的醞釀和編纂，最終呈現給學界和廣大讀者的是330余萬字的七卷本《敦煌通史》。可以說，《敦煌通史》對秦漢至明清時期敦煌歷史進行了貫通性、總結性的研究，并系統呈現敦煌及絲綢之路東段的歷史變遷。它的出版，為陸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深入開展奠定了深厚基礎，對西北歷史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的研究亦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標志著中國學者在不斷開拓敦煌學研究新境界上邁出了穩健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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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報》（2024年02月0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