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現實人生是文學研究的出發點與歸宿

　　《經典與李白》 詹福瑞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詹福瑞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的領軍學者，這么說，不僅基于他的學術地位和社會影響——他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與評審委員、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中國李白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會長等多種職務，更基于他對當代學術、文化現狀的關注和發展方向的引領。他曾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刊物上發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邊緣化問題》《關于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個性問題》等多篇文章，對研究中出現的不良傾向進行針砭、反思，對應該繼承的優良品格予以申說、倡導。

　　在具體研究中，詹福瑞很好地踐行著這些理念。《經典與李白》這本小書收錄的首發于《文藝研究》的四篇論文，是他近年出版的力作《論經典》（人民文學出版社）、《詩仙·酒神·孤獨旅人：李白詩文中的生命意識》（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中的精華章節。前者主要呈現了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邊緣化”的反撥和對文化研究思維的應用，后者則集中體現了他敏銳的文學感悟力和鮮明的學術個性。

　　近年來，在“國學熱”不斷升溫、詩詞等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越來越受到大眾關注的同時，有些相關研究卻出現了疏離主流文化、淡化現實人生的“邊緣化”傾向，大有研究者個人“為學問而學問，為研究而研究”之勢。詹福瑞對這種傾向作了深刻反思，指出“現實人生永遠是文學研究的出發點與歸宿點”，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對象雖然是歷史，但它是生成當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者的立足點應該是現實，應通過研究促進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離開社會人生，人文學科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論經典》一書的撰著，即源于強烈的現實關懷。詹福瑞覺察到，近些年，隨著大眾文化的流行，有些讀者沉溺于感性的受用，逐漸喪失理解和感受作品內涵的能力，經典，正在被邊緣化。

　　為此，詹福瑞展開了經典研究。本書收錄的《“經典”的屬性及價值》《論經典的權威性》兩篇文章，濃縮了《論經典》第二至六章的精華，文章闡釋了經典的永久性、普遍性和權威性等。詹福瑞指出，要“把中國古代文學置于中國古代文化的宏闊背景和綜合關系網絡中加以考察”，從多種紐帶審視的圓融通照的文化研究，是“切近中國古代文學性質的最佳研究思維”。經典及其研究亦然。詹福瑞析論經典的屬性及價值，雖以文學經典為主，但跳出了經典文本本身和文學的單一范疇，能結合歷史學、語言學、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的理論，在宏闊的文化視閾中進行融通闡發。比如，他針對后現代否定經典的理論，基于文化價值的普遍性和連續性認識，論述經典超越時空的永久性和普遍性。

　　同樣是出于對現實人生的強烈關懷，詹福瑞進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時，選取的對象也基本是經典作家、作品，李白是他投入時間和心力最多的研究對象。特別是近年出版的《詩仙·酒神·孤獨旅人：李白詩文中的生命意識》，凝聚了他閱讀、研究李白的心得、創新和收獲。此書不僅融入了詹福瑞宏觀經典理論研究的洞見，而且閃耀著敏銳的文學感悟力和鮮明的學術個性。

　　詹福瑞坦陳，不惑之年，一日讀李白“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將進酒》），竟然悲從中來、愴然泣下，被偉大詩人強烈而真實的生命感撞開心扉，隨即展開對李白生命意識的研究。此后因為忙于行政管理，加上自覺學識和閱歷不夠，便擱置下來。直到退休，才重拾舊題，在年近古稀時才完成專著。可見，與通常勉強完成任務式的“論文體”“項目體”成果不同，詹福瑞對李白生命意識的研究，從選題到研究，都浸透著深切的生命體驗與現實關懷，時機不成熟，他寧愿擱置，也絕不“無病呻吟”。這使他的研究不時能夠掃除陳說，提出新見。

　　比如，囿于傳統價值觀，人們對李白及時行樂思想多少持一定的否定態度，詹福瑞卻看到了背后積極的生命觀。在本書收錄的《“人生得意須盡歡”——試論李白的快樂主義生命觀》一文中，他先是梳理了中西哲人的快樂主義生命觀，然后在此背景下，詳論了作為典型快樂主義者李白的生命觀。詹福瑞認為，李白既追求功業與身后之名，又醉心于現世的享樂，功業、聲名與享樂如影隨形；及時行樂看似消極，實際上是他基于生命的緊迫感而提高生命質量、增加生命力度，從而追求生命意義的積極行為。這種奠基于生命與生命對話基礎上的研究，無疑更為深刻。

　　微觀而論，詹福瑞敏銳的感悟力更多體現在對作品的深入細讀上。這使他的論著有理有據、血肉豐滿，很有吸引力。比如，《生命意識與李白之縱酒及飲酒詩》一文在分析李白晚年所作《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愿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醉后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捶碎黃鶴樓》“黃鶴高樓已捶碎，黃鶴仙人無所依……待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漫尋春暉”等詩句時說：“這些飲酒詩多呈狂態，動輒掃平鸚鵡洲，捶碎黃鶴樓，鏟去君山，借洞庭賒取月色，醉殺洞庭秋色，極盡夸飾之能事。看似酒興豪情不減當年，甚至勝過當年，實則蘊含著一個老者賈其余勇夸其酒膽的意態，已經有了‘佯狂殊可哀’的意味。”此等分析，即使起李白于九泉，也當引為知己，共浮一大白！

　　從很大程度上說，文學史是人的心靈史。提升感悟力，讓文學研究回歸文學、回歸人的心靈，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推陳出新的當務之急。

　　（作者：陳斐，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