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馳騖雄大 樸茂深沉——再看“秦漢之規摹”

　　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編者按

　　“樂道文庫”，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近年來陸續刊行的一套學術文叢。叢書無固定撰寫形式，但有共同的意旨，即以“什么是……”為題，邀請在一個領域鉆研多年的學者本其治學體會，深入淺出地介紹一門學問。近來，該文庫《什么是秦漢史》一書出版。今日，“光明書榜”邀請其作者王子今撰文，介紹何謂“秦漢”、秦漢之際的時代精神及秦漢史的研治方向。

　　隋末軍士李密不得志時，曾作五言詩：“眺聽良多感，慷慨獨沾襟。沾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見《隋書·李密傳》，“名器”《舊唐書·李密傳》寫作“名謚”），可見其對秦漢的追慕。表現秦漢政治建設時，唐五代常用“壯麗”“宏規”等詞語。至于秦漢文風，后人有“嶄絕雄深”等形容（《元史·吳萊傳》）。復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視秦漢為英雄時代的詠史懷古者眾多。

　　與上述贊嘆不同，元人張養浩言及秦漢時，說的是“傷心秦漢”。如《懷古二首》之二：“美人自刎烏江岸，戰火曾燒赤壁山，將軍空老玉門關。傷心秦漢，生民涂炭，讀書人一聲長嘆。”再如《潼關》：“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盡管人們回顧秦漢時眼光不同，但這一時段為人矚目，卻是公論。

　　秦漢對后世的影響，亦受到重視。得以長久沿襲的秦漢制度，被后世稱為“秦漢之典”（《晉書·陸機傳》）和“秦漢之規摹”（《北史·恭帝紀》）。近代史學家則說，統一政治格局的建立是“秦漢之所賜”。

　　歷來研治秦漢史的大家眾多。及至近世，史壇通學名家多有秦漢史學術基底，如呂思勉、郭沫若、顧頡剛、侯外廬等。其他史學大家如周谷城、白壽彝、吳晗、楊向奎等，也都有秦漢史的學術實踐。我們還看到，一些以其他斷代史為主攻方向的學者，也有突出的秦漢史學術成就，如謝國楨、孫毓棠、漆俠、寧可、王思治等。作為學術入門書籍，《什么是秦漢史》一書對這些史家的觀念進行了梳理。除此之外，書中亦有筆者一些淺見，現略述一二。

　　“天意已另換新局”

　　關于讀史之志趣，青年毛澤東曾寫道，吾人攬（覽）史，恒贊嘆戰國之時，劉、項相爭之時，漢武與匈奴競爭之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

　　筆者以為，所謂“戰國之時”，秦軍正“閃擊中原”；所謂“三國競爭之時”，是“戰火曾燒赤壁山”的階段。因此，上述論斷中的四個時期，即從秦統一六國到東漢末年的社會動蕩，可以說都在我們通常理解的“秦漢”史的大框架之內。所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既強調了秦漢時期的時代特征，也揭示了秦漢史的文化魅力。

　　“秦”和“漢”，本是一先一后兩個王朝。“漢”的建立，是在推翻“秦”的基礎上實現的。但是“秦漢”，后來卻成為史學界通用的表述。據考證，“秦漢”連稱，最早的史例見于漢初張釋之語。《史記》卷一百二《張釋之馮唐列傳》記載：“（張）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這是說，張釋之對秦漢之際的歷史變化進行了總結和說明。這件事發生在張釋之尚在擔任廷尉的漢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之前，當時距“漢并天下”不過25年。可見，西漢初期，人們已有將“秦”“漢”并稱的先例。及至后世，“秦漢”一語在“二十四史”中出現凡84次，而“隋唐”在“二十四史”中出現則不過4次。

　　東周到秦漢的時代特征，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以一句“天意已另換新局”概言之。當此之時，新的政治體制得以開創，“天之變局，至是始定”。執政集團身份得以重構，“徒步”“白身”“布衣”獲得政治參與機會。劉邦“以匹夫起事”終得“定一尊”，書寫了“起事”取天下的政治史新篇章。

　　學者翦伯贊曾經這樣形容秦的統一：“中原六國，已如盛開之花，臨于萎謝；而秦國則如暴風雷雨，閃擊中原。”秦并天下，“在初期封建社會的廢墟上”，建立起“一個嶄新的”“帝國”。誠如一些學者所言，中國成為一統國，自秦啟之，而漢承之，雖遇亂世，終猶心焉一統，人人皆拭目翹足以為庶幾復見太平，兩千年來如一日。

　　也有學者從民族關系史的視角觀察秦漢歷史變化，如呂思勉說，秦漢時期中原民族“戰勝異族”與“晉以后”“轉為異族所征服者”不同，以民族關系論，漢晉之間，亦為史事一大界也。

　　“魄力究竟雄大”

　　對于秦漢之際的時代精神，筆者曾多次引用魯迅之語予以描述。面對漢代的銅鏡，魯迅曾盛贊：“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對于漢代藝術品質，魯迅有“惟漢人石刻，氣魄深沈雄大”等評價。至于漢唐時期的整體特征，魯迅則說：“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絕不介懷。”魯迅熱情肯定當時的“豁達閎大之風”。

　　筆者認為，所謂“閎放”和“雄大”，既可視為對漢唐乃至秦代等時期社會文化風格的概括，也可看作我們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凝練與總結。

　　西漢時期，將士甘延壽、陳湯經營西域，克敵立功，有“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壯語（《漢書·陳湯傳》）。這種強烈的國家意識，當是在漢武帝平定邊患時期就開始形成的，其心理基礎是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強等理念。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分析這一心理時，應當考慮到當時的背景。漢武帝發起對匈奴的遠征，有足夠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意識，卻一點兒也不狹隘。比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歸漢后受到重用，甚至受武帝顧命輔佐幼主，就是明顯的例子。對此，秦漢史學者勞榦在為《創造歷史的漢武帝》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評價道，“舊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風……而金氏亦歷世為漢忠臣，雖改朝而不變”。這樣的歷史事實，值得我們細究。

　　兩漢軍隊中曾有“胡騎”，長安的朝廷衛戍部隊也有“胡騎”的建制。“巫蠱之禍”時，同政府軍抗爭的太子劉據爭取“長水胡騎”和“宣曲胡騎”的支持而未遂，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游牧民族向漢朝聚攏，漢人越境前往匈奴地區的也不在少數，他們將中原先進的技術帶到了草原地區，促進了當地生產。漢與游牧民族的交往，除“和親”事外，張騫和蘇武都曾娶匈奴女子為妻，這都體現了在當時民族關系中，戰爭的波濤之下，也有親和的緩流。當時漢人的民族意識，有“毫不拘忌”“絕不介懷”的氣派，確實體現了“魄力究竟雄大”。

　　秦漢時期的英雄主義和進取精神，還體現在當時社會生活“奮迅”“騁馳”“奔揚”“馳騖”等節奏中。在司馬遷筆下，這種時代精神被稱為“氣奮”（《史記·匈奴列傳》）。

　　這一時期文化之繁榮，后世史籍可見這樣的表述：“漢自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指愛好音律）者成市”，后來“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但漢文化“一致”“同歸”的主流沒有斷絕（《北史·文苑列傳》）。漢瓦當上有“流遠屯（純）美”“屯（純）澤流施”等字樣，漢宮闕起于秦土之上，筆者以為，這些形容，可以看作秦漢文化的典型特征。

　　“魄力究竟雄大”，使得其他文化系統若干因子融匯入中國文化的歷史進程中，成為這條浩蕩長河中奔涌的浪花。

　　“有氣力，說出大題目、大要領”

　　如前所述，長期以來，秦漢史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然而亦如李學勤所說：“秦漢史這片園地，本已為好多代學者開墾耕耘，要想別開生面，殊非易事。”盡管如此，在這一園地繼續深耕，還是能收獲新的見解。

　　例如，李學勤就曾通過考古，探討了秦代社會制度問題。他認為，“有的著作認為秦的社會制度比六國先進，筆者不能同意這一看法，從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制關系來看，事實毋寧說是相反。”他指出，宗法制的解體和奴隸制的削弱以致走向衰亡，是東周以來總的趨勢，而秦國建立于西周的中心區域，保存舊的奴隸制殘余較多。侯外廬等也明確指出，秦漢社會存在著大量的奴隸，且秦廢除的“封建”，為中國古代史的另一個術語，其內容指的是“宗子維城”的古代城市國家，而非我們常說的“封建制社會”——基于自然經濟、以農村為出發點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考察秦之社會制度時，這些思索非常清醒，值得借鑒。

　　政治制度之外，社會經濟出現重要轉向，也是秦漢時期的特點。傅筑夫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中論述，從這時起，經濟重心開始南移，江南經濟區的重要性從這時開始迅速增長，關中和華北平原兩個古老的經濟區則在走向沒落，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影響深遠的“巨變”，盡管表面上看起來并不怎么顯著。江南開發與適應氣候變遷的南向移民運動之間有密切的關系，對于這一學術主題，也許還應多一些更為深入細致的考察。

　　科學發明的成就，是兩漢時代的亮點。紙的制作和最初應用是在西漢，而于東漢得到廣泛普及，對于中國文化史進程意義顯著，也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王充的科學思想、張衡的技術設計均達到了時代高峰，醫學、農學、地學、文字學等也在這一時期產生了顯著進步。這些領域，都是能開出新的學術花朵的園地。

　　除上述領域外，秦漢史還有哪些可以拓展的方向？具體的設想并不容易，可以預見的進步，大概會體現在研究方式的更新和隨著科技進步一同到來的認識水準提升等方面。新的考古收獲，特別是出土文獻資料的發現，將為全面認識秦漢時期的社會樣貌、生產水準和生活場景，提供新的條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遷是記述上古至漢代史事的偉大史學家。筆者嘗讀清人牛運震《空山堂史記評注》，注意到他對《史記》的評價，其中有些對“古”的贊美，也許今天的學者未必追慕，如“峭古”“肅古”“高古”等。有些風格，卻是我們在撰寫秦漢史研究成果時應該學習的，如“樸茂”“深沉”“有情”“新穎”“看得深”“深切痛快”，以及“有氣力，說出大題目、大要領”等。

　　今天具備更優越研究條件的青年學者，自然會發現此前研究在當時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局限，他們也一定會以開明的眼光和積極的態度對待秦漢史研究歷程的各種跡象。站在前輩學者的肩上，展望秦漢史研究的學術前景，自然可以有更廣闊的視野。

　　《光明日報》（2024年11月1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