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蓋彩陶甕，紅山文化器物，距今5000年，牛河梁出土，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人頭形器口彩陶瓶，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距今5500年，甘肅省博物館藏。

　　青海省博物館設有吐谷渾展區(qū)，用文物和圖片展示吐谷渾政權的發(fā)展歷程。圖為展板上繪的《慕容氏西遷示意圖》。

　　本報記者 朱忠鶴 文并攝

　　訪古尋蹤

　　日前，“一帶一路上的河西走廊”大型全媒體集中采訪活動在甘肅省進行，河西走廊再次引起熱議。與此同時，我省的“遼西走廊”也引起人們的關注。“河西”與“遼西”兩條著名的交通要道，經(jīng)貿、文化交流廊道，分居中國北方一西一東兩端，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共同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兩地出土的彩陶有共同走向

　　千載風云激蕩，萬類霜天自由。

　　河西走廊與遼西走廊，一橫一縱，一西一東，相距2000余公里。作為國內兩大著名文化交流通道，“河西”與“遼西”兩大走廊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有著密切聯(lián)系。

　　河西走廊，因地處黃河以西而得名。這條長約1200公里的通道橫臥在甘肅省西北部，呈西北-東南走向。

　　遼西走廊，因穿越“古遼西”而得名。這條長約500公里的通道南起燕山，橫穿醫(yī)巫閭山，直抵遼河流域，呈西南-東北走向。

　　雖然所處地理空間不同、在中國歷史上發(fā)揮的作用也不盡相同，但“河西”與“遼西”這兩條承載了厚重歷史印記的廊道，在幾千年的時間迭代中熔鑄了相同的文化底色——它們既是經(jīng)貿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廊道，也是民族交往交融的重要廊道。換言之，這兩條歷史廊道既是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的踐行者，也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代表者。

　　若要站在中華文明起源的時間節(jié)點上追根溯源，河西走廊與遼西走廊的最初互動和交流，與史前的“彩陶之路”有關，距今已有5000多年。

　　甘肅是世界上最早出現(xiàn)彩陶的地區(qū)之一，也是中國彩陶最為發(fā)達的地區(qū)。這些線條流暢、紋樣別致、造型獨特的彩陶，不僅是河西走廊數(shù)千年綿延不絕的獨特文化風貌的體現(xiàn)，也在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書寫了輝煌燦爛的一頁。

　　河西走廊上的彩陶最早出現(xiàn)在8000年前，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國內其他地區(qū)彩陶沒落后，這里的彩陶仍代際相承持續(xù)了5000年。甘肅省博物館“彩陶藝術展”展廳沿著時間軸線陳列了各式彩陶，勾勒出一條不曾中斷的“彩陶之路”，尤其是人頭形器口彩陶瓶，是史前彩繪藝術珍品。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建業(yè)曾對河西走廊上的“彩陶之路”有過這樣的論述：這條路是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也是“絲綢之路”的前身，“彩陶之路”對中西方文明的互動、融匯、發(fā)展和興盛都產(chǎn)生過非凡的影響。

　　考古研究發(fā)現(xiàn)，距今約5500年，河西走廊上的彩陶受到了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影響。與此同時，地處遼西走廊上的紅山文化也同樣受到了廟底溝類型的影響。也就是說，在“彩陶”上，“河西”與“遼西”以仰韶文化為交流點，有共同的走向，實證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紅山文化專家郭大順表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沿著遼西走廊北上，在遼西地區(qū)“開花結果”，牛河梁遺址中出土的具有鮮明特點的彩陶，就是廟底溝類型北上的實證。

　　實際上，遼西走廊上也曾有一條“彩陶之路”，就像河西走廊上的“彩陶之路”是“絲綢之路”前身一樣，遼西走廊上的“彩陶之路”是“草原絲綢之路”的前身，而這條“草原絲綢之路”，是一條十分重要的溝通歐亞的商貿通道。

　　慕容氏從遼西遷至河西走廊附近

　　如果說史前時期，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為“河西”與“遼西”走廊的彩陶注入了同一個文化基因，那么，從公元前2世紀開始，河西走廊與遼西走廊的關聯(lián)又進一步密切，因為它們面對同一個族群襲擾：匈奴。

　　2000多年前，漢武帝命張騫出使西域。此后，漢武帝在河西走廊上設置了“河西四郡”，支撐起貫穿東西方的絲綢之路。與此同時，漢武帝在遼河以東地區(qū)設置了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臨屯郡，被稱為“漢四郡”。遼西走廊是連接中原地區(qū)和“漢四郡”的重要通道。

　　“河西四郡”和“漢四郡”設置的過程，也是西漢王朝與匈奴對決中不斷獲勝的過程。漢武帝在河西走廊“斷匈奴右臂”，在遼西走廊一帶又“斷匈奴左臂”，匈奴勢力衰弱。就這樣，西漢王朝既保證了邊疆安全，又保證了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的順暢。

　　在此過程中，不得不提一位西漢名將，他就是被稱為“飛將軍”的李廣。

　　李廣驍勇善戰(zhàn)，有勇有謀。“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唐代詩人王昌齡詩中的“飛將”指的就是李廣。“龍城”則是指右北平郡，其位于遼西走廊上，西漢時期，李廣曾任右北平郡太守。后來，隨著西漢與匈奴戰(zhàn)事發(fā)展，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廣又從東北向西進軍，參加了“漠北之戰(zhàn)”。最終，西漢取得勝利，加速了我國北部地區(qū)進一步的統(tǒng)一和開發(fā)，可謂意義深遠。

　　如果說兩漢時期，河西走廊與遼西走廊是共同打擊匈奴的前沿一線，那么，此后的東晉十六國時期，這兩條歷史廊道之間又有了緊密聯(lián)系。

　　吐谷（讀yǔ)渾，一個前后大約存在了300多年的政權，其政治中心在伏俟城，也就是今天的青海省共和縣一帶。朝陽市“三燕文化”研究學者周亞利說，吐谷渾與東晉十六國時期在遼寧朝陽建立政權的前燕和后燕同根同源。3世紀末，慕容鮮卑的一支從今天的遼西地區(qū)西遷，穿越河西走廊，最終在今天的青海地區(qū)建立了政權。其疆域范圍與河西走廊毗鄰，其間，這支政權也曾進入河西走廊，并與其他民族進行交流交匯。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吐谷渾被吐蕃所滅。

　　幾乎在吐谷渾西遷的同時，一名叫曇曜的僧人在“河西四郡”之一的武威市附近的天梯山上，帶人開鑿窟洞。20多年后，曇曜在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開鑿了云岡石窟。又過了30多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在遼西走廊上的義縣，東北地區(qū)唯一佛教造像石窟群——萬佛堂石窟開鑿。

　　相同的鑿窟技藝，相同的塑像手法，石窟文化，自西向東，一脈相承。

　　一條明長城連接兩廊道

　　戈壁荒漠，巍巍雄關，盡顯浩氣蕩蕩。

　　站在明長城西端點的嘉峪關關城上，極目遠眺，遠處的山脈延綿起伏，雄峻壯闊；樹木蔥郁，古樸巍峨，盡顯氣勢壯闊。站在明長城東端點的丹東虎山長城上，放眼望去，滿眼綠色，心曠神怡，在枝葉繁茂的林間，一條“長龍”蜿蜒前行，氣勢恢宏。明長城在穿過河西走廊與遼西走廊后，將甘肅的嘉峪關市與遼寧的丹東市串聯(lián)起來。

　　嘉峪關，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虎山長城，始建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西起嘉峪關、東至虎山的明長城凝聚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眾志成城、不屈不撓的愛國情懷，已經(jīng)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

　　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原院長柴曉明認為，長城是文明與文化交流聯(lián)系的紐帶，是農(nóng)業(yè)社會與游牧社會并存的標志。在修筑長城所進行的人口遷移過程中，民俗和文化得以傳播。同時，位于交通要道和要沖的墻體、關隘和軍堡為內外族群交通、貿易提供了庇護。